父亲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这个世界上，抛下所有的尴尬和耻辱，然后悄然退居幕后。张炜作为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之一，追随前辈的脚步，从历史中走来，同时走上精神高原，成为世纪末孤独的守望者。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在人们精神世界逐渐消融的现代社会，作为启蒙者的张炜遇到了很多困难。
如何评价山东作家张炜的文学成就？
山东作家张炜，是我大学时期比较喜欢的作家，从他的《古船》到《九月寓言》再到《柏慧》以及方言写作的《丑行或浪漫》，“大地”是他创作的核心意象，试图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物质世界里投向知识分子的关照与人文关怀：寻找心中理想的栖息地。要论他的文学成就，可以从他的代表作《柏慧》来论述，以达抛砖引玉之效。人文精神的捍卫者鲁迅曾经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残酷的天才，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十分恰当的概括。在“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站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至高点，对传统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地审视，在中国历史上也第一次较为彻底地完成了文人从传统到现在的变革。张炜，作为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之一，踏着前人的足迹，从历史中来，同时也走上了精神高原，成为世纪末一位孤独的守望者。
他在拒绝“宽容”,逃离“污浊”的征程中，把知识分子推向了历史的审判台，进行灵魂的考问，“审问”别人的同时也在审视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柏慧》是张炜用心灵激情建构的大厦。面对世纪末人们精神文化凋零，张炜以启蒙者的姿态来经营着《柏慧》。作为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那种独立思考的呼吁与诉求渗于其人格中。在《柏慧》中对知识分子情感和生活得描写，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代社会启蒙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也即张炜作为启蒙者他的精神世界。
康德为启蒙下了定义：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换句话来说，作为有思想，有理解力的个体的人，应该摆脱种种束缚，不应该去相信所谓的教条，传统权威及意识形态，应该具有自我思考自我选择的果断以及承担自身行为责任的勇气。张炜笔下所显示的启蒙性质与康德的定义有所区别。张炜曾经谈到对当下文学研究者笔下种种概念与定义的看法：“外国话，一些概念和问题，由于语境和国情的区别，来到中国大半是纠缠不清的。
也正因为其模糊性，又仿佛变成了极大的、令人生畏的学问。”他对于自己笔下流露出的启蒙意识，也有着清楚的体认与感悟：“我们今天说的启蒙，不是对于现行的资本主义运行规则的解释，不是对于物质主义的尾随。真正的启蒙是站在它的对面，是继续下去的一场质疑，是一种精神传统。”⒂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从上述张炜对启蒙的理解，我们不难看出他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与独立品格，坚定地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思想。
但是仔细阅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在人的精神世界逐渐消融的现代社会，作为启蒙者张炜所坚守的思想却遭遇了诸多困境。首先，启蒙主体与启蒙对象之间存在鸿沟。在近代启蒙时期，知识分子与市民大众的关系体现为实施者和受施者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后，知识分子与市民大众的关系重新调整，而张炜对民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知识如果不是来自民众，不是来自民众的历史，也就不成其为知识了。
真正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民众的代表。”在文本中，“我”把自己归入人民大众一类，“因为我属于他们，属于她的父母那一类人，真的。我离他们近，我走入了他们中间。”即使启蒙者愿意接近启蒙对象，但是启蒙对象却在逃避着。从小鼓额的父母亲甚至于鼓额自己对我的称呼“老爷、东家”，以及他们面对我时不自然的状态以及思维方式，不难看出，启蒙对象对启蒙者有一种敬畏之感以及一种难以言说的疏远。
在历史的进程当中，其实普通民众一直都是以弱者的姿态呈现在历史舞台之中的。他们无法与统治阶级向抗衡，因为力量悬殊过大；他们也无法与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知识分子，因为普通民众一直都处于被启蒙的愚昧状态。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应当以何种方式来消除启蒙对象的这种心态，如何去发掘普通民众中蕴含的丰富资源，这是启蒙知识分子应该去认真体味和发现的。
其次，启蒙主体的困境来源于知识分子内部。张炜在《柏慧》中一直强调，无论是地质学院还是03所、报社，这本来应该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却没有太多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没有太多“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基本的、并不复杂的检验面前，很容易地就暴露了自己的不足。”在文本中我们无法忽视象柏老、瓷眼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存在。
他们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宝座，与此同时他们身上应有的知识分子品格也就越来越远。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梅子、柏慧这些是“我”的倾诉对象，但“我”仍然与她们对立，“我”更不可能与柏老为代表的一类人走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启蒙主体便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他身后，只有悲惨倒地的口吃老教授以及沉默的导师给予他微弱的精神支持。
在思想启蒙上遭受重挫的知识分子，又当何去何从？最后，启蒙主体与自身的家族之间也有着尖锐的对立。小说中“我”的外祖父凭借家族留下的财产，本该衣食无忧，但他却主动地担负起社会职责，“为小城的解放忙碌一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却终于被这个社会背叛与遗忘。“我”的父亲把身心都献给了革命，解放却由于政治的原因而身陷囹圄。
祖辈与父辈给“我”留下的记忆，仿佛就是一场噩梦，一种精神的折磨：“父亲所象征、隐喻和代表的一切太沉重了,沉重得无法也无力提起，更不能炫耀。父亲把一个生命投到了这个世界上，就留下了全部尴尬与羞愧，然后再悄悄地退到幕后。”祖辈与父辈给“我”留下的了太多的压抑与煎熬。本身的遗忘与背叛固然是可怕的，但是在拒绝这些之后，启蒙者自身却背负了更为尖锐的矛盾冲突。
对启蒙者来说，最为重要的，也许不是拯救而是自救，不仅仅是启他人之蒙昧，更是启自我之蒙昧。只有这样，启蒙者们才能不断获得抵抗欲望，守护理性道德的力量。面对以上种种困境，张炜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葡萄园。 葡萄园里的生活固然是美好的，因为那里有淳朴善良的四哥、响铃，纯洁的小姑娘鼓额以及通人性的斑虎。但是处在现实生活中的葡萄园也面临着困境，开发、征地……各种势力纷纷逼近葡萄园，“它几乎从一切方面来围困和粉碎我们——逼迫我们放弃这片园子”。
当“我”最后的撤离地面临着被污染、被倾吞的局面，“我”还有哪里撤退呢？“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在此，我们不难体会到启蒙者的无奈与困惑。即使启蒙者的精神家园遭遇困境，但笔者仍旧相信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品格是与现实斗争的精神。在这个商品经济日益发达的时代，实行市场经济已成为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的作家必须面对这一现实，而不仅仅是回归葡萄园，走上精神的高原。只有立足于现实的土地，才能写出壮丽的诗篇。笔者相信张炜永远是一位现实苦难大地上的不懈的歌者。在当今人文精神迷失的时代，张炜无疑是当代作家中少有的人文精神的捍卫者。不论是对家族观念的改变，还是生活环境以及创作风格的改变，无不体现了张炜作为时代的启蒙者，向人们提醒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作品中的那些默念、探求以及对自己行为的反思是生活属人的标准之一，在这个时代将成为衡量人的生活质量与情感水准的一个醒目砝码。
是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真正的“柏慧”，但我们要知道，“柏慧”代表的是一种反思的心态，一种情感支持的对象。当然可以是真人，也可以是内心的幻影，而这个幻影是真诚追求的产物，具有真实的品质。所有追求真理的人都可以有这种幻影，都可以在与现实的对话中拒绝现实中的丑恶和堕落，拥抱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