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劝诫君王自己要“仁”,要“德”,进而在国家事务管理上劝导君主实行仁政、德政。“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倡导修己安人。这些主张在《论语》中是以孔子的口直接讲出来的，即使在统治者面前也不拐弯抹角。他常常把自己作为君王师而设身处地为君王构建其应具备的美德——“仁“，而且具象化为山德——山的特质，其平稳，且厚重，给人以安全感，所以仁慈的人能心平气和地看待各种事物的变幻；仁慈的人以能做到像山那样巍峨壮阔、稳重坚实的品质而感到快乐。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论语·子罕》）以堆土为山比喻人的成败与意志。“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孔子就是怀着这颗澎湃的入世之心而开创了儒学的，后来的学派发展者都无不朝着这个方向向前迈进。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是整个儒家学派的共识。
曾国藩为何能以儒家思想，治理湘军，稳定军心，使之湘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
说实话，曾国藩其军事水平，在那一时期，真的属于不给力的水平，当然，这只是站在具体指挥战争的角度而言，然而老曾这个人，厉害的在于治军，而不在于行军打仗。“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之一训练之勤”的新式武装军事史学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不过是工具。
”理解了这句话，我们再来看曾国藩治军，就能更加明白其中政治在军队中的重要意义。（我党解放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大抵也有从曾国藩治军那里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曾国藩以儒生治军，其湘军又一“义师”自诩。故湘军出战伊始，他就颁布了一纸讨伐太平天国的檄文。声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但太平军暴乱，却使得“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他认为：“此岂独我大清之变，奶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谈书识字这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由此可见，曾国藩在决定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军伊始，就已经把自己的军队在政治上提高到了保卫天下读书人，保卫儒家，保卫思想文化的高度。
既然是一支打着“卫道”旗帜的“新式军队”，要打得过太平军，训练出比旧绿营更加强悍的军队，那么军队的思想教育，就是十分关键的存在。老曾同志在19世纪就已经领悟了政治思想教育对一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首先，他以“仁”、“礼”为治军思想之源，“忠”、“信”为行军打仗之本，以此作为其治军的指挥思想。而曾国藩在具体治军的过程中，其思想之中又处处体现出“中庸”之道。
首先，他改革了原有军事体制而实行招募制，并坚持过犹不及、宁拙勿新的原则。招募时严格筛选，所募湘勇必须是技艺娴熟，年轻李庄，朴实而有农夫气者为上。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概不收用。而在选将方面，老曾的总体标准是“忠义血性”。他认为凡是可用的将帅之才有四个突出特点“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料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月营物整齐。
”他选将以朴实廉洁为本，尤其不喜欢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却又爱巧言令色、偏好出奇志新的人。刘邦会用人，最终在楚汉之争中胜出，而老曾跟刘邦有点相似，他深知自己是那种“用将则胜，自将则败”的人，要以文人身份带好兵，就必须学刘邦那样储才养望，集众智于一身。但要求一个利益放一边，道义第一位的人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曾国藩“为求智深勇 沉文经武纬之才，梦以求之，焚香 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
”不得不说，老曾用人识人很厉害。他的幕府近乎汇聚了当时前廓所有的精英人才，这些人奠定了他成就以后事业的牢靠基础。而在军纪方面，曾国藩“宁可失之以严，不可失之以宽”，要求湘军僵尸平时严格训练，要忍得跋涉饥寒之苦适应残酷艰辛的战争，认为精神是愈用愈盛的，只有日夜勤加操练才能练出好兵。同时在严格要求中又讲求仁厚，宽严相济。
他怀柔以体恤部下，带兵如带子弟，以诚信加以感召，恩礼有加，同时又十分注重军民关系，把中庸之道运用得游刃有余。曾国藩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自称“无率兵之才”，但却极有训将之才。他用儒家精神练兵，以自身修养感化将士，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有力结合。老曾十分注重“礼”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性。除了建军之初为军队正名的“卫教”宣言外，他在军队中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