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向皇帝含蓄地指出，四人一旦被罢黜，天下之士，都会认为朝廷不用贤人，隐隐地暗示出皇帝的错误和危害性：会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混乱，难辨真伪，同时会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局面。在封建等级观念严重，皇帝金口玉言、出口即法律的封建时代，欧阳修如此大胆的抨击无疑是触动逆鳞的，稍有不慎，即可罢官、入狱。
然而，也正是由于有这种敢于坚持真理，许言直谏，不向压力屈服的精神，才使他们的文章掷地有声，流传千古。02 镇密如针，不拘一格的论证一篇优秀的政论文也必须像砍木柴一样顺着它的纹理运斧，一步一步深入下去，把道理析透。紧紧抓住关键向题，不枝不蔓，一线贯穿，围绕这个中心组织材料，进行论证，做到烦而不乱，肆而不流，开阖有法，形成严谨的结构。
宋代政论散文大都体现了这一点。如苏轼的《隐公论》，论述了鲁隐公、李斯等五位历史人物所遭遇的祸福，指出五人的“智”、“愚”，从而揭示了赵高等形形色色乱臣贼子的本质。苏轼把他们比作强盗、毒蛇，不论人君、人臣，如不明智地对付，而采取“愚而听之以保己”的错误态度，必然纵恶遗患，招致杀身之祸。整篇文章杂而不乱，五人五事以“智”字贯穿，使主题明确而集中。
又如王安石的一些短小的驳难文写得婉转曲折，而又一以贯之，使人感到气长。《读孟尝君传》全文100余字，三次转折，但都围绕“得士”与否这个主题。一开始说世称其能得士“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下面一转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怎能说“得士”？不然凭借齐国的强大，得一士则足以制秦。何必借鸡鸣狗盗之徒以脱秦。
最后一转说，正因为多鸡鸣狗盗之徒，所以士不至，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得士，令人心悦诚服。写好政论文，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论据十分重要。宋代政论散文大多选用史实或典籍作根据，不仅要求材料标明显义，精确可靠，而且运用的数量较大，有时甚至做到一步一个论据，层层推理，层层印证，不由人不信服。例如欧阳修的《朋党论》列举了尧、舜、殷封王、周武王；汉献帝、唐昭宗等一系列正反面的历史事实，总结出君主应当退小人之朋而进君子之朋的政治经验。
苏轼的《平王·志林》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一连列举了历代有关迁都的十三件史实，分析了其中有并非因为惧怕外族而迁都的，有的虽然存在异族威胁，但坚持抗战，终不迁都的，这些国家都兴盛了起来；而那些因为害怕而迁都逃避敌人的都不免于灭亡，以此来驳斥北宋时期畏敌迁都之议，水到渠成。由于这种由真实确凿的论据必然推出真实结论的方法很具论证性，且写起来简单明了，所以来文多用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