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古人的观象授时活动，不单单是一种“科学实践”，更是一种政治活动。这个活动，不仅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生产生活的依据，更与发号施令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王权的基础。《周易.说》卦曰：“乾为君。”《系辞下》曰：“盖取诸乾坤。”唐李鼎祚《集解》：“乾为明君。”又引荀爽：“乾者，君卦也。”《国语.周语下》韦昭《注》：“乾，天子也。
”《周易》中的“大人”，则为贵族之统称。“终日”，即为“整日”“整天”。“终日乾乾”，是说始终观象不止。“夕惕若厉”，则曰从早至晚从不懈怠，即所谓“朝乾夕惕”之出处。李鼎祚《集解》引干宝语：“反复天道，谋始反终，故曰‘终日乾乾’。”后来，“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成为帝王勤政的代名词。《文选.韦弘嗣博弈论》：“圣朝乾乾。
”《注》云：“乾乾，勤心也。”陆德明《释文》：“郑玄云：惕，惧也。厉，危也。”《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故日夜惕厉。” 最后要说的，是《乾》卦卦辞曰：“元亨，利贞。”《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首出庶务，万国咸宁。”这是对《乾》之“君卦”的正解。“万物资始”“品物流形”，也正是魏征奉敕撰《九成宫醴泉铭》使用的词汇，用以颂扬唐太宗“乘六龙以御天”而“保合大和”“万国咸宁”。“九”和“五”，与八卦之“术数”化有关。总之，“九”是阳数之极；“五”是“九宫”之中宫，代表“天神之吏”，也就是人间的帝王。
明朝的经筵是大臣给皇帝讲，清朝是皇帝给大臣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
经筵制度确立于北宋，是一项专门的帝王教育制度。其主要内容是由士大夫向皇帝讲述儒家学说，以规范皇帝的言行，期望养成儒者理想中的“古之圣君”。经筵制度一经确立便成为皇帝勤学好问，志为明君的象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自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确立了经筵制度。当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经筵的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的政治特点和文化氛围会使经筵制度产生相应的变化。
清朝时，经筵制度之所以产生由大臣教育皇帝到皇帝教育大臣的变化，就是时代变更后制度变革的结果。具体说来，有教育功能削弱，文化专制加强和皇帝个人修养提高三方面的原因。一、经筵的帝王教育功能削弱，日益走向形式化作为士大夫教授皇帝如何规范自身德行，成为有道明君的教育制度，经筵一直都是大臣给皇帝讲。至清朝时，由于经筵制度的仪式日渐繁琐，再加上日讲、午讲等其他帝王教学形式的兴起，经筵的教育功能大大削弱，这就为皇帝给大臣讲这一变化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一）清朝时，经筵加入了繁琐的礼仪，由“制度化”日益走向“仪式化”在宋朝刚刚确立经筵制度时，经筵并没有繁琐的礼仪，只有举办时间、地点、次数、枝江人的相关规定，如：“（仁宗）始御崇政殿西阁，召翰林侍读学士孙奭、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冯元讲《论语》，侍讲学士李维、晏殊与焉。初，诏雙日御经筵，自是，虽隻日亦召侍臣讲读。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在阅读有关经筵的《讲筵式》时，指着其中的“开讲、罢讲申中书”一条说，说：“此非政事，何预中书？可刊去之。”可见，宋代的经筵制度只是纯粹的帝王教育制度，并无太多繁文缛节，这就有效保障了大臣给皇帝讲课的纯粹性。至清朝时，经筵制度的仪式便十分繁琐，严重影响了经筵本身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经筵中大臣给皇帝讲课做了繁琐的规定。
清朝的经筵讲官分满讲官和汉讲官，乾隆朝的《大清会典》中，详细记载了整个经筵的过程：清朝经筵由鸿胪寺负责，在经筵课堂的布置、主讲官的选取、座位的摆放、以及开始结束的各项礼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鸿胪官设御案于文华殿御座前南向；设讲案于御座之南北向。翰林院官奉讲章及进讲副本左书右经各陈于案，退，记注官四人立西阶下东面。
满讲官暨侍班之大学士，吏部、户部、礼部尚书、侍郎、通政使、 副使、詹事、少詹事立丹墀左西面；汉讲官……”——（《大清会典》）经筵课堂中繁琐的礼仪规范淹没了经筵中大臣为皇帝讲课这一主要内容，大大削弱了经筵的教育功能。其次是在举行经筵之前还要有隆重的祭告仪式。清朝十分重视在举办经筵之前祭祀先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经筵初开之时，礼部官员就奏请皇帝诣弘德殿行致祭先师孔子之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