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持续的旱灾对于百姓来说简直就是灭顶之灾，例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兽皮虫蝇皆食尽，人多饥死，饿殍载道，地大荒”，又如陕西“绝粜米市，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啖，十亡八九”。2、随之而来的蝗灾。由于蝗虫产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且土壤结实而植被稀松时更有利于蝗虫繁殖，因此当旱灾频发之时，蝗灾便也随之而来，这便是古人常说的“久旱必蝗”。
《明史》之中，“蝗”字出现了多达129处，而根据《明代蝗灾与治蝗研究》的统计，明朝先后发生蝗灾共计达967次，而整个明朝也不过276年，也就是说平均每年便要爆发三次蝗灾，若是集中到明朝中后期，这个频率将更高。尤其是在崇祯年间的十年大旱中，蝗灾的景象更为恐怖，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野无青草，十室九空”，就在百姓们即将收获的季节，结果庄稼被蝗虫一扫而空。
彼时的内阁次辅、礼部尚书徐光启便说，“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灾”。3、席卷北方的鼠疫。由于旱灾、蝗灾频发，导致粮食减产、草木枯死，于是缺少食物来源的各种动物开始频频涌入人类聚居区，其中尤以老鼠带来的危害最大。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多次爆发大规模鼠疫，其中又以崇祯年间的鼠疫最为恐怖。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兴县爆发腺鼠疫，随着百姓们的逃亡，瘟疫开始迅速向陕西、河北、京师等地蔓延，更是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演变为肺鼠疫。关于这场瘟疫，夏燮《明通鉴》有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在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在陕西“（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根据保守估计，这次鼠疫不仅造成陕、晋、冀三省百姓死亡千万以上，更是直接摧毁了明朝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以至于李自成攻向京师之时，沿途并未遭到大规模抵抗，而已经连叫花子都找不到的北京城，即便将太监都派上了城墙，仍是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4、此起彼伏的水灾。明朝中后期，水灾同样是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之一。
在《明史·河渠志》的记载中，便有“万历元年（1573年），河决房村，筑堤洼子头至秦沟口”，“万历四年（1576年），河决韦家楼，又决沛县缕水堤，丰、曹二县长堤，丰、沛、徐州、睢宁、金乡、鱼台、单、曹田庐漂溺无算，河流啮宿迁城”，“至十五年，封丘、偃师、东明、长垣屡被冲决”等记载。而到了明朝天启、崇祯两朝，黄河水患更为严重，“天启元年，河决灵譬双沟、黄铺，由永姬湖出白洋、小河口，仍与黄会，故道湮涸……四年六月，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崇祯二年春，河决曹县十四铺口。
四月，决睢宁，至七月中，城尽圮……十六年六月，马家决口百二十丈，两岸皆筑四之一，中间七十馀丈”。在持续的旱灾、蝗灾、鼠疫、水灾之中，不仅导致大量百姓似乎各种天灾，更使得各地粮食欠收、粮价暴涨，百姓难以生存，以致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百姓们没有活路，只能被迫走上造反之路，仅崇祯元年（1628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全国就爆发了十三次大规模起义，人数多达三十余万。
明朝皇帝的春节是什么样子的？
春节这个称呼准确的说只有不到一百年！原来那个春节是指元旦！元旦，顾名思义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岁首之月当然一年中最庄重、最吉庆的时间。而且设置春天来临的元月，既照顾到了春夏秋冬的节令循环，也照顾到了农业生产的起点。大家抓紧时间高兴完以后干活吧！元旦(春节)的来历春节是农历的岁首，也是我国古老的传统节日。
早在新石器时期的尧舜时代就已经有春节了。夏朝的岁首之月是元月，而到了商朝，商历把岁首放在了十二月，周朝又把岁首定在了十一月。秦朝时期将夏历十月初一定为新年，元旦又叫做“蜡祭”，庆丰收，祭拜祖先，祭拜天地。主要是我国古代历法，有黄帝纪元、历朝皇帝纪元、干支纪年等纪年方法，每上一个新皇帝和每到一个朝代就必须去改动一下，表示新人新气象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