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时的成吉思汗任然在忙于西征军务，丘处机便于1221年春天继续西行，长途跋涉万里之遥，于次年四月份到达兴都库什山，与成吉思汗会面成功，由于成吉思汗属马、丘处机属龙，故而历史上称这次会面为“龙马会”。成吉思汗称丘处机为“老神仙”，召见丘处机主要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丘处机便是借此机会向成吉思汗建议“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成吉思汗令耶律楚材将二人的对话编集成《玄风庆会录》，让后人时刻谨记老神仙的教诲。
“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元史》丘处机的这次会面带来了两个重要影响，一则是对全真教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则是真真切切的拯救了大批蒙古帝国征服地的百姓。首先是1227年，成吉思汗下诏将丘处机的修道场所天长观更名长春宫，赠“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以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
这就使北宗全真道教成为了全国道教主流正宗，在官方地位远高于南宗道教。长春宫也成为全真教大本营，在蒙古帝国乃至后来的元朝廷支持下，全真道教在各地建立道观向全国推广，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
”——《元史》在蒙古军控制的邪米思干城（阿富汗），丘处机大肆收买人心，以蒙古贵族赠予的粮食救济饥民。回到中原又广发度牒、安抚流民，利用蒙古帝国给予全真教的免除徭役、赋税政策收纳众多流民入教。这对全真教的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时间，各阶层人士争相加入全真，甚至有些道观乃至佛教寺庙都打着全真教的旗号收纳信徒。
其次，丘处机对于成吉思汗的建议是抓住其渴望长生不老的心态，故而提出了诸多爱民止杀的仁政建议，对百姓的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去暴止杀丘处机的政治觉悟相当高，在成吉思汗问道之时，他先是赞扬了成吉思汗对于金和西夏的用兵，表明西夏与金的君主已经昏聩腐朽，百姓生活艰难，成吉思汗此举是拯救苍生，是符合民心的。这种政治吹嘘无疑是成吉思汗最想听到的，因为丘处机在民间的影响力，足以为成吉思汗树立对外扩张的正义性。
而丘处机以此获得成吉思汗的青睐，以便为其宣扬济世救民的政策赢得良好的政治环境，这是一场双赢的吹捧。与此同时，丘处机首先向成吉思汗指出长生与行善是统一的，养生之道重在“内固精神，外修阴德”，所谓“内固精神”就是控制内心的欲望，停止对外扩张征讨，而“外修阴德”就是积德行善，避免不必要的杀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统治者对所征服地区人民所推行的残酷杀戮政策，成吉思汗西征前期是攻一城屠一城，而到了后期便改为降者宽大处理。
受到成吉思汗的影响，时经略汉地的木华黎以及其子孛鲁都对各地反抗者采用招安策略。济世安民“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丘处机丘处机不仅对战争形态下的成吉思汗提出了止杀的理念，而且对于征服地区的治国亦提出仁政思想。他向成吉思汗建议，在中原征服区要着手恢复社会经济、救济贫困百姓、安定社会秩序，这是民心所向，也是积德行善。
在当时的形势下，蒙古帝国南下中原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故而对比抗金抗蒙来说，从蒙古统治阶层出发，为征服区的百姓争取仁政是最切实际，也是最理想的策略了。丘处机向成吉思汗灌输爱民思想时，成吉思汗也是受益颇深，成吉思汗说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并召集诸子与贵族们一同学习丘处机授道，要求贵族以及各级官员严格按丘处机的话去施政，将仁爱孝道的主张遍谕各地学习，这也是蒙古统治者收敛其野蛮行为的一个因素。
丘处机的结局丘处机认为济世天下是行善的一部分，这与全真教“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怀拯救之心”宗旨如出一辙，故而在政治上寻求安抚天下苍生的同时，丘处机也潜心研究医学养生之道，以此来为帮助苍生免于病魔之苦。他写下的《摄生消息论》便是结合中医知识精华，概括出的养生、医药学名著。其核心理念便是要求人的起居、饮食活动要与环境变化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