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礼贤下士早就魏国霸业）魏国称霸的根基在三晋一体，韩、赵两国彼此有矛盾，纷纷请求魏国给予公道的处置，而魏文侯却把双方的说辞都拿给了对方来看，由此一来，韩、赵两国羞愧难当，心甘情愿与魏国同呼吸、共命运。晋国本来就是霸主，虽然分成了三个国家，可是由于三晋同气连枝，其他国家也丝毫动摇不得魏国的霸主地位。
如果从公元前453年算起，到公元341年的马陵之战后魏国国力大损，跌入二流强国之列，魏国的霸主地位一直维持了百年之久。历史上霸业长青的国家毕竟很少，即使如同大不列颠的霸业，也只是从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维持到1913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今的美国的霸业，只是从1945年维持到现在，尚未过百年。魏国能够在战国初期成为霸权国家，并且维持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已经相当不易了。
至于魏国从霸主位置上经历100多年才跌落下来，与其说是人才、君主等主观的原因所在，不如说是魏国的制度使然。因为人才、君主能够虽然能够决定一时兴衰，而制度却能决定最后胜败。与商鞅变法的秦国以及山东其他五国相比，魏国的制度建设，逐渐落后于时代。其中，让魏国最终跌下神坛的即是秦国的商鞅变法。魏国能够称霸中原，并且雄踞六国之上长达百年，除三晋一体外，所赖者魏武卒是也。
而魏武卒是魏国的精兵体系，虽然战斗力惊人，但是对于国力的要求也是骇人的。来自魏国的商鞅自然熟悉魏武卒的利弊，在秦国改革军制时，商鞅就在魏武卒制度的基础上，设计了秦国版本的军功爵制度。军功爵制度的核心，是国家普遍授田制。（魏国鼎盛时的疆土）商鞅给秦国设计的军功爵制度分为两个序列，第一个序列是赐给军队中校、徒、操、出公等勤杂人员的爵位，由“小夫”和一级公士两个爵组成；第二个序列是赐给战斗兵的爵位，包括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客卿，十一正卿，十二级大庶长，十三级左更，十四级中更，十五级右更，十六级少上造，十七级大良造。
两个序列总共十八级爵位，其中二级上造至四级不更都是“卒”，五级大夫及以上都属于军官。商鞅的所有政策的出发点是霸道，在战国时期霸道的根基即是农战，军功爵制度也是如此。砍一个敌兵的首级，官府就赏赐一级爵位、一倾田产、九亩宅基地、一名庶子（奴仆），可以成为军吏或官府的吏员。以这个奖励标准为基础，秦民按照早期的十八级军功爵和秦始皇时的二十级军功爵的次序逐级升迁。
看起来很简明，对以农民出身为主的士兵也颇有吸引力，但要贯彻这个奖励措施并非易事。假如没有其他配套制度，军功爵制达不到颠覆世卿世禄制度的目标。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之所以顽固，一方面与春秋军队的结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政治经济体制挂钩。春秋时代以车战为主，战车兵是军队的核心。战车是代价高昂的作战设备，几十个平民家庭才能供养一辆战车，因此也只有贵族子弟才有充分的条件来训练车兵的作战技能。
这样，军功必然算在了做战车甲士的世袭贵族子弟头上，很难轮到平民步兵。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规模越打越大，步兵逐渐从战车的附属成为了作战的主力，新兴的骑兵与趋于衰弱的战车组成了重要的机动力量。贵族兵跟平民兵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国家终于有条件执行统一的立功授爵标准。（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度是系统工程）同时，春秋时期的200多年间，诸侯们多沿用分周王室的封制政体。
国君分封采邑给卿大夫，卿大夫对封邑的土地、人口有支配权，由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人口并不太多，打仗的时候需要征调贵族封邑的私兵。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了诸侯国需要通过授予贵族世代继承封邑和官职的特权来巩固统治。世卿世禄的贵族子弟垄断朝局，布衣平民很难获得官职和封邑，往往会选择成为贵族的家臣。只有国家直接授予官爵和田宅时，布衣之士才能与世袭贵族分庭抗礼，可是在分封制政体的环境中，国家并不能保证广泛的授田。
没有授田制，就意味着布衣百姓没有经济基础叫板贵族子弟，也无法执行普遍征兵制。没有授田制，国家的编户民就无法维持生计，必然依附于达官贵人或宗族豪强为生，按户征税兴兵的普遍征兵制就会土崩瓦解。此外，军功爵的“益田一倾，宅九亩”是在普遍授田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秦军士兵在入伍前就有一倾田产，立战功后进爵一级也是在此基础上均匀递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