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是否在小说中极力丑化汉族统治者，美化异族首领？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什么某些人这么认为？
转：金庸的那点龌龊事儿——写给所有被查良镛欺骗的人本篇目录：一、“明史案”的告密者二、鲜血染红的富贵三、铁杆汉奸吴六奇四、“查嗣庭案”文字狱五、金庸到底是不是满人六、金庸祖上到底有没有入旗七、私心作祟，满口谎言八、尾言一、“明史案”的告密者金庸，本名查良镛，浙江海宁人，康熙年间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告密者就是其祖上查继佐。
当时无辜屈死者无数，老查却踏着乡邻们的鲜血爬了上去，并因之得到了满清统治者的宠信，短短几十年间，他所在的查氏一脉竟出了七名进士、两位翰林，这在清初满人强烈排汉的风潮之下，是汉人门庭几乎不可能做到地，因此尽管金庸死活不肯承认自己是旗人后裔，可辩解却总显得苍白无力。二、鲜血染红的富贵清廷在编撰二十四史中的《明史》时，曾经煞费苦心地大肆歪曲史实，自然不能允许有人私自修史，说出历史的真相。
因此当得知湖州（今浙江吴兴）巨富庄廷珑私自聚众编史之后，处置非常严厉，株连极广，“明史案”也成为清代最大的几场文字狱之一。此案最终有七十二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数百人充军，江南一时人人自危，文坛和史坛自此陷入死水一潭的局面。究其根源，金庸的祖上查继佐做为首告，为了一己之私，将原本未必会引发大祸的一次史书编写推动成了一幕人寰惨剧，终致血染江南。
据印鸾章的《清鉴》记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而在《鲒琦亭集》二二《江浙两大狱记》中的记载也与此相似：“江浙名士列名书中者皆死，刻工与鬻书者亦同时被刑……惟海宁查继佑（后改名为查继佐）、仁和陆钎，当狱之初起即首告，为庭珑慕其名，列之参校；故得免于罪。
”“明史案”先后被告发两次，杭州举人查继佐是首告（陆圻亦曾在告状上附名），归安本地的知县吴之荣后来又再次告发。如果起初查继佐不举告，吴之荣也未必就会关注到此事，更无须因为担心失职被惩处而跑去附告（当然也不排除其兼有邀宠的动机），所以说这场浩劫的根子还是在首告查继佐身上。要说这知县吴之荣职责在身，向上反映也属寻常；可查继佐身为江南士人中的一员，竟然主动向满人告发自己的汉 族同胞，所为可谓极不光彩。
庄廷珑不会不明白自己所作所为的风险，只是不忍看到故国遭到清廷的诋毁丑化，试图给后人留下一些历史的真相，因此才甘冒奇险，倾尽家财去修撰真正的《明史》（不排除其亦兼有扬名的动机），因此在具体操作时肯定会比较小心，能触及编书核心者，都是江南名士，汉人正统，还以为可以顺利完成，却不料晚明举人查伊璜（查继佐又名查伊璜，“伊璜”应该是其族谱名）竟能做到“大义灭亲”，将众乡亲全都送上了断头台。
在这场浩劫之后，归安文坛和文人都遭到了重创，文士之中，唯有查继佐和陆圻因检举有功而受到清廷的嘉勉和赏赐，查继佐还和吴之荣一起平分了庄家的家产（“遂与吴某同列赏格，分庄氏籍产之半”——《眉庐从话》），并从庄家得到了“十余舟”抄家得来的家俱器物（“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庄家具，约十余舟云”——《费恭庵日记》）。
在接受清廷赐予告密者的恩赏时，陆圻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拒绝了这些被无辜屈死者鲜血浸透的财物，之后一个人离家出走，不知所踪；而査继佐却对庄家和朱家（庄氏的亲家）的器物照单全收，这并非只是为了贪图好处，更是要向清廷表明自己对“明史案”判决结果的服从和支持。庄、朱两家都是江南豪富，査继佐虽然仅得其半数家产，也已富甲一方，自此便过上了纸醉金迷的舒适生活。
据《纪吴六奇将军事》记载：“孝廉（即査继佐）嗣后益放情诗酒，尽出其橐中装，买美鬟十二，教之歌舞，每于长宵开宴，垂帘张灯，珠声花貌，艳彻帘外，观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亲为家伎拍板，正其曲误，以此查氏女乐，遂为浙东名部。”显而易见，在“明史案”事件之后，査继佐的日子过得相当优渥，其经济来源或许便是出自那些尸骨未寒的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