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
爱赌的人该怎么戒赌？
人生两大难：赌鬼戒赌，婊子从良。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张三（化名）在部队当兵的时候，由于新兵时军事训练考核不过关，被分到部队后勤部养鸡场养鸡，因为养鸡这行很上心，所以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后被提干（上世纪80年代的事），当了养鸡场场长（排级干部）。之后一路升迁到营职转业回地方，分配在一个很清闲的事业单位任科级干部。
因为工作清闲，整天无所事事，便染上了赌博。由于运气好，几年下来，赢了好几十万。因为赌博钱来得轻松，日子也过得潇洒，便再无心工作，到后来索性连工作都不要了，潜心研究赌博。90年代流行一种赌博叫“开心天地”（类似于现在的福利彩票），张三和一帮赌友天天泡在赌场，研究出来一套战法——“倍投法”，简单来说就是输时赌资翻倍押，赢时从头再来。
他们认为任何一个牌面不可能连续七次不变，在七次中只要有一次变了，他们就可以连本带利赢回来。结果他们的战法还真的有效，每天轻轻松松可以从“开心天地”赢回好几万。（90年代的几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几十万）结果才几天，就将开赌场的老板给赌破了产。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国内赌着不过瘾就去澳门赌。刚开始时也只是小打小闹，赢个十几万就收手，后来看到别人几百上千万的赢，张三们也坐不住了，赌注由小变大，输赢由十几万变成几十上百万，结果在进入21世纪后，同样只用了几年时间，将数千万家产输了个精光，落到连生活都难以维持的局面。
04年，亲人、战友、同学、朋友、领导、同事都劝他金盆洗手，远离赌博。为了能够帮助他回归正常工作、生活中重新做人。单位同意接纳他回本单位工作，战友和同学给他凑了十万元做生活开支，面对亲人、战友和单位领导期望的眼神，为表决心戒赌，张三挥刀将自己左手食指、中指活生生砍掉！张三这戒赌的决心不能说不大吧？戒赌的环境和条件不能说不好吧？结果如何？张三在住院治疗期间就从医院溜出去赌博了，据说他拿着战友和同学们给他凑来的生活费，一夜之间赢回了好几十万。
何鸿燊真实的赌术如何？
据我从一些新闻媒体、出版书籍以及民间资料中的了解，何鸿燊本人并不精于“赌术”，但深谙“赌髓”！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何鸿燊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一代赌王，盛名之下，其实源于他对澳门赌业（规范用语应该是：博彩业）发扬光大所做出的贡献。其次，说何先生并不精于赌术，是因为何鸿燊不是由赌徒起家；但说他深谙赌髓，因为何鸿燊先生通过身体力行，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谷歌公开威胁澳大利亚，究竟何来的底气？
底气就是澳大利亚偏处一隅，孤零零的，人口只有2000多万，如果不愿受谷歌的鸟气，就自己搞一套搜索引擎？可是德国8000多万人都没办法做一个搜索引擎出来，欧洲4亿多人口，也因国家众多，语言众多，最后也搞不出来搜索引擎，说明搜索引擎这东西，人口少了还真没办法研发。自从有了网络媒体，05年开始，澳大利亚印刷媒体的广告收益下降75%，去年疫情大流行爆发至今，又有多家媒体机构倒闭裁员，地方报纸都在挣扎，搜索引擎谷歌却获利甚丰，这样那些议员们看不下去了，强制大型网络企业与当地新闻出版商分享版税，试图挽救本地新闻业，谷歌不服，凭本事挣的钱为什么要分？所以两边陷入了僵局。
其实，当初澳大利亚引进中国搜索引擎和谷歌竞争，就不会成今天这样，中国有跟谷歌媲美的百度、搜狐、360……其实不少，而且又听所在国政府的话。可惜澳大利亚长期反华，一古脑倒向美国，就连最先进的华为5G都给禁了，肯定中国搜索引擎也是澳大利亚政府禁用的。现在一边倒的后果来了，谷歌成了澳大利亚头号搜索引擎，联邦政府形容谷歌几近成为澳大利亚人生活必需的公用事业，却几乎没有任何市场竞争。
以前，中国也对谷歌提出过法律要他遵守，谷歌也是不愿意遵守，所以退出中国的，不过中国有很多替补搜索引擎，倒也无所谓，反而中国的搜索引擎越做越好。今天谷歌之所以敢威胁澳大利亚政府，如果修法强制门户网站为新闻付费，就将退出澳大利亚，其实也是在赌，世界只有中国跟美国才拥有门户网站，考虑到多年来西方世界的一边倒，所以谷歌在世界范围引擎服务远强于中国，再加上澳中关系交恶，澳大利亚政府能怎么办？没得选，除非不用网络。
现在赌博都不用现金，用手机转账，警察怎么能抓到？
现在赌博都不用现金。用手机转账，警察怎么能抓到？这种事我的确见到，由于平时没事做，我就经常骑着单车到处溜达，哪里人多我就往哪里凑。在马路边，在铺面跟前，在小区的公园里，到处看到一群群老人，他们凑在一起打扑克，下象棋，打牌9，虽然没有看到他们输钱，但也争的面红耳赤。我在广东的时候，只要下了班，就坐在麻将桌上，当然我们打的很小，如果不带点水，谁也不会那么无聊， 人家还要收台费呀。
有人夸张地说，你如果坐在飞机上听到麻将声，那就到了四川了，实际上喜欢打麻将的并不只是四川一个省。尤其广东省，那里到处是工厂，到处是工业区，工业区对面就是商业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每个铺面里面都有麻将机。无论是餐馆里，商店里，只要是服务行业的，都有那玩意儿，那玩意儿的确能吸引人，手气好的人的确能赢一把钱。
如果运气不好，那只有输的份了，那地方都是年轻人，无束无拘，无牵无挂，有许多人都是月光族。发了工资就顾头不顾腚，先玩了再说，工厂的包吃包住，就是半个月没有一分钱，照样能生活。我是有家之人，没有那么放肆，每个月预算两百块钱打牌，输了洗手不干，赢了可以继续玩，我的运气较好，每次都能赢个几十块钱。我爱吃卤菜，每次赢钱了，我都要买个十几二十块钱的卤菜提回家，什么卤猪耳朵，卤猪脚，卤猪肚，我对象见我买了卤菜回来就知道我又赢钱了。
他也不讨厌我打牌，因为他也打，我们打牌是有节制的，不可能输个倾家荡产，到了天津，已经五六年了。我一次牌没打，一次麻将也没打，可以说没有赌一次博，因为这个地方赌博的很少。一点水不带玩的也没有趣，我也不想参与他们打牌浪费时间，就这样，我骑着单车到处溜达，到处看新鲜找刺激。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次我骑车走到一个水果店前，店门口有几个人在斗地主，周围围了十几人看，大家屏息凝视，一点声音也没有。
看到他们打的还很认真，很激烈，小桌子上面也没有放钱，每人只放了一部手机，我看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最后才弄明白，他们是在玩真的。输嬴每把都结账，只是不动现金，在手机上操作，他们玩的还比较大，5块10块的还带炸。他们叫牌的方法是用暗语，小点，大点，小点儿代表5块，大点代表10块，炸弹翻番，一把牌下来输赢也是几十块，一场牌下来输赢也是几百元。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带水打牌的游戏，看牌人大气不敢出，看牌不语真君子，谁敢发声呢，不是找骂吗，我当时还在心中暗暗称奇，他们把模拟支付用到了极致。在一般的情况下，警察是抓不住他们的。警察来到跟前没有见到现金。没有见到赌资，不能认定为在赌博。他们是在打着好玩。除非有人事先举报。警察便衣出警，假装路人参入观看，当他们开始支付的时候，来一个人脏俱获。
如果被抓进精神病医院了，怎么才能证明自己不是神经病？
以下的故事告诉你，一个在精神病院关了17年的人，是怎么样自救成功的。2011年2月10日，正月初八。凌晨四点，徐为准时起床，把最好的衣服和鞋子一一穿上，脑子里一遍遍彩排接下来会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和要注意的细节。另一间房间里，他的女友春春也已准备妥当。半个小时后，徐为和春春手牵手走到康复院门口。他们将要敲开值班室的门，告诉值班阿姨，他们要去买早点。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每天都严格遵守这个流程：凌晨四点起床，四点半一起走到康复院门口，等值班阿姨开门放他们出去买早点。按照惯例，值班阿姨会打开铁门，让他们出去。因为她知道，他们不久后就会回来，并且多带一份早点给自己。早春的上海，凌晨仍是簌簌的冷。徐为和春春紧紧挨着站在铁门前，徐为个子很高，像小学生一样双脚并拢站地笔直，但仍然挡不住已经微微驼起的背。
他紧紧攥着女友的手，放在自己身后。此刻，他们正盯着铁门上的锁，心里无比紧张。就在这扇铁门边上的墙上，有一块方形的金属牌子，上面写着：“精神康复院。”为这一刻，他们已经准备了十年。今天，值班阿姨会照例给他们开门吗？二2000年10月，徐为乘坐的飞机落地广州白云机场。大约是更早的10年前，他拿着中专文凭钻进出国潮。
刚落地澳洲，发现报读的语言学校是山寨的，交了钱的住处也联系不上，还没有开始新生活，就背上了黑身份。10年间，徐为一边打黑工，一边争取合法居留，但最终还是被遣送，蹭上了一张免费的回国机票。徐为并不想回上海老家。在国外什么名堂都没有混出来，碰到熟人肯定觉得丢脸。倒不如就留在广州，把日子过好一点再回去。但是那种感觉又来了。
他脑子里抑制不住地出现了一行字幕：“这里不该有这么多人呀，这里面好像有人在跟着我。”周围的人好像都在偷看他、试图包围他，走近又像没什么事一样散开了。徐为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个人问：“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跟着我？”再细看，周围都只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这种感觉对于徐为已不再陌生了，仍让他感到惊慌无措。于是他决定回上海。
就这样，十年之中不曾与家里有很多联系的徐为，空降回家。回到家，徐为开始为自己在澳洲的经历申诉，前前后后跑了澳大利亚领事馆、华侨办公室、外事办等好几个部门，但到都没有音信。他经常打电话给在澳洲的朋友，电话费都花了两千多块钱。徐为的大哥看到他这种焦躁的状态，觉得他一定是在国外把脑子呆坏掉了，发精神病了。2001年春节过后不久，徐为刚回家不到一年，就被大哥和父亲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这是徐为第一次入院，在那里，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三这种被跟踪的感觉早在1994年，徐为还在澳洲的时候就出现了。布里斯班的木星赌场，在连续三个半月里，徐为像有了金手指一样，逢赌必赢，每次至少赢5000澳币，几个月里徐为赢了20多万澳币。那时他想赢到30万就回国，家里兄弟三人每人都能分到10万澳币。
但就像过山车，爬到顶峰后接着便是急转直下，而徐为在赌场里坐的这趟过山车，顶峰就是20多万。那天徐为又一次干脆利落地赢了近2万块。他想乘胜追击，但突然感觉到牌桌上有人出千作假，随着作假的小动作，牌势也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冲着他来的。有一股不可抗的力量在他眼前，要把刚才的好牌和好运一笔一笔地抹去。他乱了阵脚，把大把大把筹码推上牌桌，一直输，输光了手里的钱，还去银行取了钱，回到牌桌上继续输。
就这样，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个月赢来的钱转眼成空。赌桌上的输赢只是一时，但那种感觉却溢出赌场，渗入到生活的其它方面。他去找工作，觉得是有人在背后帮助他，安排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走在路上，就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打电话，感觉电话被监听了……如果说最初在赌桌上的那种感觉只是一个小雪球，那么这个小雪球很快就如失控一般越滚越大。
徐为开始觉得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人操控，每一件事情之间都有联系。即便是那些早已模糊的往事和故人，再想起来似乎也都有不寻常的隐喻。这种感觉渐渐把他的记忆、猜测和确有的经历都杂糅到了一起。别人都说徐为病了，精神病，但他自己不这样认为。真正有精神病的人会确信自己感觉到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但他并没有这么确信。徐为的这些感觉都只是猜测——可能是有人在监视我，可能是有人帮我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
他渐渐被巨大的谜团所围困，即便在“有没有病”这件事上，他都不是百分百确定。有时候他会说自己没有病，有时候又会问这到底是不是因为他有病。但在别人看来，这就是精神病，最多也只是病得轻和病得重的区别。四2001年春，徐为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是一家二级医院，入院后有诊断，有医生开药，每隔几天医生都会和病人谈谈，家属随时可以来访，看起来非常正规。
但就是这样一家医院，在徐为入院的第一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小护士要给徐为打针，他不肯，于是来了另一个人把徐为打了一顿，痛得他睡都睡不着。挨了这顿打，徐为就获得了住院的第一条攻略：如果不想挨打，自己就得太平一点，不能跟人家搞事情。徐为逐步意识到精神病院其实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独立王国。医生和护士是顶层阶级。
医生掌握着开药的大权，谁不听话就给谁多吃点药。与病人接触最频繁的是护士，从二十几岁到四五十岁的都有，像帝王一样。有一次，一位病友说话稍微大声了一点，年轻的小护士立刻转过头，脸一板，说：“你知道规矩的啊。”声音不大，但那个病友马上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了。领教了几次医生护士的威严，徐为就获得了在这里住院的第二条攻略：医生护士说什么都必须听，不听不行。
位于独立王国第二阶层的是病头——就像监狱大牢里有牢头，精神病院里有病头，病头就是那些享有特权的病人。那些听护士的话，让护士比较看重的人才能成为病头。徐为入院第一天不肯打针的时候，就是医生叫病头把徐为打了一顿。医生和护士让病头做一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而病头多少能从医生护士那里得一点好处。至于底层的病人能不能团结一致反抗呢？基本是不可能的。
徐为刚入院不久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病友和病头吵架，病头动手打了这个病友。医生护士没有惩罚打人的病头，而是把被打的年轻病友送上电麻椅。当时，住院经验还不丰富的徐为仍有勇气说两句公道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打抱不平地和医生说：“明明他是被打的，你们放着打人的人不管，让被打的坐电麻椅，你们讲不讲道理？”但只有徐为胆子大，其他病友都不敢作声。
后来住院的经验值高了，徐为也就认清了在这个独立王国里并没有道理二字。再遇到类似的情况，徐为也不作声了。病友怪他：“你为什么不来帮我？”他说：“我来帮你也起不到作用呀，只是多一个人被打而已。”这是徐为记下的第三条住院攻略：作为一个底层病人，只能昧着良心、事不关己。那能不能向前来探访的家属求助呢？经徐为观察，十个人里面九个人的家属是不会给予帮助的——家属就是想把人关在医院里，他们不会管人会不会在医院里被打。
太太平平地住了一年，治疗得差不多了，医生对他说：“你可以走了。”没有人来接徐为，医院也没有要求一定要有人来接才能让他出院。那时是2002年，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一年的徐为问别人借了一块钱，独自出院，坐公车回家了。如果那时他有预见未来的能力，一定会感叹这一次住院的时间之短，更会惊讶这一次出院是如此简单。五出院后，徐为和父亲住在一起，找了一份在工厂车间的工作，每个月1500块钱。
后来在涨工资的事情上和老板没谈拢，这份工作也就不做了。徐为阔别家乡十年，父子感情本来就比较淡漠。父亲在心里怪责他不珍惜工作的机会。徐为则不满父亲把日子过得糟心，连续三个月都吃青菜豆腐冬瓜汤不带一点变化。在2003年7月的一天，父子之间发生了争吵，直接导致徐为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那场争吵之后，父亲去找了居委会。
不知是因为争吵真的过于激烈，还是因为居委会一听说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就觉得如临大敌，居委会又找了派出所。最后，父亲、哥哥、居委会和派出所一起把徐为送去了精神病院。看到这么大的阵仗，徐为自知没有能力反抗，便识相地跟着走了。这一次，他被送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精神康复院。入院的那天，只办了简单的手续，父亲和哥哥就走了。
医生把他送进康复院的第一间小屋子，收走了他身上的三五百块钱，把门一关，就不管他了。这间房间里就一张床，外面有铁门，徐为在里面住了一个多星期。一有机会他就问医生：“我到底有什么病？”医生不搭理他。不过药倒是很快跟上了，徐为第一次住院的时候吃的是氯丙嗪，这一次就继续吃氯丙嗪。在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追问下，医生勉强对徐为进行了一次会诊。
但就随便问了点问题，也没出什么结果。会诊之后，徐为被分到了普通病房，和几个病友合住。这家精神康复院和徐为第一次住的那家精神病院挺不一样。康复院里的诊断和治疗都没有那么正规，但整体上也没有那种等级森严的气氛。康复院对病人的管理比较松散，病友们平时能抽抽烟，病友之间还能做一点倒卖香烟的小生意。如果说之前那家医院是为了治病，这家则更像是精神病人的长期收容所。
一开始，居委会的人会陪父亲来康复院探访。每次他们来，徐为都会强烈要求出院回家。居委会的阿姨嘴上答应帮他看看，但看着看着连人也不出现了。父亲年纪大，不认识去康复院的路，没有居委会的人陪着，便也不来了。每天早晨6点半起床，中午11点午饭后午休，下午1点半起床，3点45分吃晚饭，4点回房睡觉，算下来一天要睡超过14个小时。
徐为就在这样的作息里开始了看不到尽头的康复院生活。住在这里面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每天睡超过14个小时，再正常的人都能睡出精神病来；如果不睡觉，在白墙四壁的房间里就只能发呆瞎想，想多了精神病就更严重了。有时他觉得康复院的作息并不是为了帮助里面的人康复，而是在卖力地为康复院存在的意义服务。看不到出路的徐为想到了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