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是有能力的人还是罪大恶极的人？
题主此问甚有意思，自古以来，“能力出众”与“罪大恶极”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魏忠贤即是这样一个两者兼而有之之人。一：备极恩宠而私德有憾魏忠贤出身极低，因为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冒险一搏——自阉入宫，希图以此来搏一次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机会。而正因为其人狡猾慧黠却又忠心耿耿、身高体壮却又淳朴质直。在宫中苦苦煎熬十数年后，由他一手带大的朱由校终于登基称帝，已然苍颜白发的魏忠贤也因此而登上帝国权利的巅峰。
出于小农意识中对于财富的执着和渴望，再加上极度卑微的自尊，魏忠贤变得贪财而又喜欢听人阿谀奉承。唯有如此，他才能从中得到功成名就之后的快感和满足。于是，随着魏忠贤权势的日益煊赫，甘心为其鹰犬的爪牙之徒也越来越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本着“秽恶难与芝兰同处”的原则，自诩清流正直而有掌控社会舆论的东林党人于是对其大加挞伐，恨不能除之而后快。
但细细推究他们所以用来攻讦魏忠贤的罪名，又不过是些子虚乌有、坐想空谈的东西罢了。说魏忠贤导引君恶，而宦官之流本就戏弄优伶一类，是君王娱乐宽心之用；说魏忠贤干预朝政，而明代自成祖以来，即有内监辅佐理政的成规；说魏忠贤援党结思、培植亲信，试问彼时天下诸党，哪有一个是能和气势汹汹、擅长内斗的东林党比足量力？而此三者皆不足以作为刑诛魏忠贤的罪名，却偏偏被东林党人无限制的夸张放大，以致天下之人无不以阉党至凶至恶，不杀之无以谢天下。
二：收商税而足府库，辽东赖以支撑魏忠贤此人，虽然私德有憾，但就其行政而言，对于国家还算是有功的，毕竟，自天启四年上台以来，通过魏忠贤贯彻下来的几条政令，不仅救时、救事而且救命。由于入宫前悲惨的人生经历，再加上对民间疾苦和矛盾的深切体悟。魏氏上台伊始，即与管控天下舆论的文官集团——特别是东林党人站在了对立面，他强行推广已被废弃的万历矿税、商税等各色名目的商业税。
将沉重的税赋压力从百姓身上剥离，随之转嫁到“日进斗金，腰缠万贯”的巨贾富商身上，此举不仅有效的缓解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而且使得枯竭的府库一变而再度充盈。自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短短三年时间里，在魏忠贤的横征暴敛之下，不仅国库充盈，而且还在魏氏主导之下重修了“三大殿”；此外，素来糜费钱粮甚巨的辽东也没有出现过断粮缺饷的情况，不仅如此，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辽东局势在钱财充沛、选人得当的境况之下，不仅形势逐渐平稳，而且有了转守为攻的机会，而这一变化，不可谓不是魏忠贤的功劳。
三：选贤举能，固守辽东不是我要为魏忠贤开脱，倘若辽东之局不是天启皇帝在魏忠贤身后遥为指挥，而是出于魏忠贤一人之手的话。那么在明末辽东战局的形势变化上，魏忠贤可谓居功至伟。最初，在王化贞和熊廷弼因为“封疆案”而溃败辽东，震惊天下的时候。在东林党人不思补救之策、急于扯皮撇清关系的时候。在天启帝因为厌弃东林党人大言炎炎，不思报国的情况下，而毅然决然启用魏忠贤以打压东林党人的时候，魏忠贤秉承天启意志，明了大局、坚守原则，坚决与满清硬抗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重视且钦佩的。
公元1624年，在一片怒骂声中，天启皇帝一意孤行的扶持魏忠贤登顶朝堂之巅峰。当此之际，正是东林君子呶呶不休，国事边事事事纷争之时。出身卑微而目光恍惚的魏忠贤迅速集结党众（浙党、齐党和楚党）。对东林党展开打压和清洗，随之又极力配合正在辽东公干的孙承宗（东林党领袖），修筑边防、巩固疆惕。以此来稳定辽东局势。
公元1627年，皇太极率部猛攻锦州城，时任辽东都督的袁崇焕与监军纪用见满清来势汹汹、恐力不足以支撑，于是下令坚守不出、拒不作战。进而坐视赵率教坐困锦州、苦苦支撑。若不是后来满桂公然违背袁崇焕的不抵抗政策，破关驰援，主动出击。怕也就没了后来的“宁锦大捷”。是战之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再给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升官晋爵之际，也没有因为袁崇焕曾为自己修筑生词而放过袁崇焕的“避敌畏战”之罪。
据此而言，魏忠贤在这种国家大事面前，显然还是能够分出轻重缓急，而没有过度的因公废私。四：虽然罪大恶极，却也有功社稷人性是复杂而多变的，对于身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的官场中人而言，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善恶是非对他们进行评论。毕竟，个人的私德很多时候并不能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和标准。一如孔子在讨论管仲时所说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