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大清库房制度，库兵编制为40人，每月开库9次到14次不等，平均每个库丁月当班次数为三到四次，每次进出六七趟。按照小编渊博的数学知识可以算出，库丁们的每次当班，至少能带出库银三百两左右，一月收入高达上千两，年薪高达万两以上。这是什么概念？清朝中期，即使是当朝亲王，岁俸不过是一万两，俸米五千石，还得养活王府大大小小上百人口，待遇远远不如小小一个库丁。
道光银饼正因为盗取库银收益巨大，所以库丁们即使知道这是杀头大罪，仍旧亦无所顾地纷纷下手，加入了盗取国库银两的致富团伙。虽然库房制度完善，但利益所至，作为监督的库银郎中及司库，全都被吸收为库房团体中的一员，要么共同分赃，要么只能装瞎不管，犯不着为了公家的事，和众人结怨。毕竟这些旗人出身的库丁，在京城盘踞已久，身上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根本不是一个汉人主官所能碰触的，还不如跟着分钱，平平稳稳的渡过这三年任期实在的多。
由于积弊已久，亏空过多，库房实银很快成为了官场不能碰触的存在。到了嘉庆年间，对银库的检查已经形成了惯例，每次上面调查，库吏便奉上白银三千两，连同御史的仆人车夫，只要在场，亦会有三五百两的红包打赏，人人有份，个个欢喜，库房也一直平平安安。据杂书记载，当时有心思活泛的会试举子，也会装模作样前来检查，库丁们照样会打探对方的家世背景，奉上大小不一的“封口红包”。
道光22年间，朝廷赔款频繁，财政赤字严重，为了填补空缺，朝廷决定买卖官员用以敛财。市场即开，生意兴隆，前往库房交银买官者是络绎不绝。库丁张诚保之兄张亨智想为待业在家次子张利鸿捐个知州，于是将一万一千两银子分为十一个袋子，前往户部交钱入库，由于生意实在太好，直到晚上，才轮到张家前往交钱。正巧上秤报数的就是张诚保，张诚保便在报数之时故意多报，将7袋银子报成了11袋，剩下的则自己收入囊中。
库房虽然制度完善，但银库监督以及知情人员皆以分得好处，故众人皆装聋作哑，任由张诚保将剩下银子拿回了弟弟自家开办的万泰银号。结果银号伙计见早上取出买官银袋，原封不动回来了四袋，几个管事略一打听，就得知了事情原委。于是便跑去向张亨智索要好处，结果讨来了一顿臭骂，几人一怒之下联名到衙门控告，于是引发了轰动全国的“道光国库亏空”一案。
史载：“道光23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将二人一个斩首，一个流放之后。素以小气闻名于史的道光皇帝，穿着破旧的补丁龙袍，吃着舍不得放鸡蛋的打卤面条，突然警醒：这等积习舞弊之事，恐怕张氏兄弟二人盗用已不止此一次矣！于是派出刑部尚书 惟 勤 带人亲自盘查银库，并参与审讯。库丁虽然将户部经营得密不透风，但惟勤是宗室出身，又长期在外为官，所以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银库帐面结余应为1218万余两,但实存白银却不足293万两,亏空达八成以上。
更让 惟 勤感到棘手的是，扣除张氏兄弟所贪，新收卖官银两无一短缺，而正项(即历年结余)银两却名存实亡。原来本该是堆满白银的柜子上，放满了包裹着布匹的木头，与其说是银库，还不如说是木材库更为合适。这个结果犹如平地惊雷，将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老皇帝击垮了。道光已经62岁，一向节俭成癖，上任之后，就下令停止了各地蔬果特产的上贡，将御膳改为四菜一汤，还规定除太后皇后，任何人不过节不能吃肉。
即便如此，道光经常为了省下晚膳费用，不惜让太监走上十来里地去宫外买烧饼充饥，因来回路途较远，太监买来的烧饼十次有十次变得冰凉生硬难以下咽，但道光毫无怨言，就着热水，啃完烧饼，然后睡觉，连点灯的油钱都节省了。道光不喜奢靡，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可见衣服也没置办几件，有次龙袍磨破，道光不舍得换新，于是送去内务府修补，结果花费上千纹银，让道光肉疼不已，又无法改变内务府潜规则，只能让皇后学习针线缝补了事。
道光回过神来，决定彻查此事，为了避免外部干涉，他派遣了定郡王载铨、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敬征，兵部尚书裕诚、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塞尚阿，组成的调查团队，以及从嘉庆五年到道光二十三年，四十三年间历任接触库银的官员，不管是库管司员、查库御史还是库丁书役，都开出名单，隔离审理。结果发现牵扯太宽，整个和大清的库房系统有关的职员中，只有一个叫做骆秉章和另一个叫周春祺的官员，没有接受贪污贿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