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于是请求清政府同意他在湖南办理团练。最初的士兵来源，正是曾的老家湘乡和江的老家新宁，这就是湘军的雏形。咸丰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已经官至安徽巡抚的江忠源，眼看着庐州城被太平军攻破，投水自杀，应验了十年前曾国藩对他的预言。一年后，湘军在湖口、九江被太平军虐得溃不成军，曾国藩气得投水自尽。
不过，他的命比江忠源硬，被部下救起来了。郭嵩焘说，曾国藩之所以预言到江忠源的结局，不是因为他相人相得准，纯粹因为两人是同类人，都是湖南人，都有相当激烈的性格。大难不死，遂有转机。在与太平军激烈对抗的十年中，湘军的权势如日中天。因军功而获保举上位的湖南人，成为晚清各省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整个晚清70年，一共有375名总督、巡抚。
这些封疆大吏，八旗占了97人，占比超过1/4，这是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不可动摇。除此之外，诞生封疆大吏最多的省份，就是湖南了。湖南以40人，高居各省榜首，占全国的10.67%。有句话说“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确非虚言。在湖南省内，湘乡县尤其扎眼，一个县就产生了9名督抚，比大多数省份一个省的督抚还多。湘乡是曾国藩的老家，湘军用人，喜欢用同乡人，所谓“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曾国藩语）。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这一时期（包括后来的民国时期也不例外），湖南人才大爆发的主体在湘军军功，也就是在武力层面，跟文化层面关系不大。这从晚清湖南的进士人数，可以看得很清楚。晚清全国考中进士的人数大约7900人，按省份划分，浙江、江苏、山东名列前三，湖南考中313人，人数大约仅为浙江的一半，排到了第14位，只比人才存在感相当弱的广西多了十几人。
总结一下，湘军人才群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曾国藩是公认的领袖，地位无可撼动。第二，地域相当集中，主要集中在湘乡、长沙、宁乡、湘阴、新宁等地区。其二，高官居多，都是凭借军功坐上晋升直升机。湘军集团的崛起，对湖南的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最重要的一点，是改变了湖南过去那种“未尝一为轻重于大局”的状况。
湘军兴起之前，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湖南在中国的版图中存在感极弱，可有可无。但湘军兴起之后，整个湖南对中国价值立马跃升了好几个档次。长沙人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即太平天国运动）始。”湘军将才的发迹，顺应了“乱世出英雄”的需求。
杨毓麟的话，绝非溢美、自夸之辞。顺带说一句，1911年，杨毓麟在英国听闻黄花岗起义失败，赴利物浦海边，蹈海自尽，死在了民国前夜。湖南人那种卓厉敢死的个性，十分强烈地表露出来。▲杨毓麟，蹈海自杀的湖南人。湘军走出湖南，使得湖湘子弟满天下，同时也表明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一个最明显的变化，是湖南人心态和心气的变化。
陶澍当年感慨湖南无人时，那种胸闷气短，到了谭嗣同、蔡锷、杨度这群人这里，是难以体会的。这时，湖南人的心态和心气彻底变了，骨子里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有一种拯救中国的使命。邵阳人蔡锷曾经提出“湖南民族主义”的构想，即湖南自立以对内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对外抵抗外国侵略者。湘潭人杨度的话，知名度更高：“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种地域自信，是其他省份的人所无法企及的。尽管湘军后来衰落了，但湖南这个人才库，依然源源不断走出一流的人物。紧接着湘军人才群，就先后有两拨人才：一、光绪年间，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
他们是全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左翼激进派，在湖南建学堂、办报刊、设学会、倡办近代工矿企业，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二、辛亥革命时期，以黄兴、宋教仁、蔡锷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同盟会的核心，多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湖南是武昌起义后的首应之省，湖南人又是反袁护国战争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人。
一直到民国时期，湘军集团对湖南人才密度和人才结构的影响，还在继续。湖南民众自古以来习惯于农耕，较少外出经商和从军。但湘军兴起后，许多普通家庭以军功兴旺发达，因此，不仅一些无业游民乐于习武从军，就是许多农民也纷纷放下犁耙，走出田园，拿起刀枪，走上战场。杨度说，咸同之际，湘军战胜，湘人侥幸之心因而大盛，出现了人人乐于从军的景观：“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
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无返兄逾烈……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从此，湖南人和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有“无湘不成军”的谚语，湖南人才也多为军事人才。黄埔军校办在广州，但它的早期毕业生中，不是广东人最多，而是湖南人最多。蒋介石当年北伐统一全国的国民革命军中，高级将领也是湖南人最多。
这两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中国范围内，跟湖南形成最大反差或最互补关系的是江苏。江苏在文教科技领域，全国遥遥领先，但在军事领域，却跌入谷底。尚文与尚武，两种民性的差异，恰好代表了中国的两极。湘潭人毛润之年轻的时候，对晚清湖南籍中兴名臣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只佩服一个，是佩服三个——他亲口说过，近代人物里面，他最佩服曾国藩。
这个大家都知道。左宗棠，其实他也佩服，怎么个佩服法？左宗棠写过一对联子自况，上联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毛润之的朋友，则这样形容毛：身无半文，心忧天下。呵呵，如有雷同，纯属膜拜。至于胡林翼，则佩服到了为之改名的地步。“润之”这个名字，与胡林翼的号（润芝）严重撞车。可见，湘军人才群体对湖南的影响之深远绵长，而且形成了伟人影响伟人、一流人物影响一流人物的格局。
曾国藩之后，湖南总能出大人物，绝非偶然。近一百多年来，湖南人的国民性，至少有一半是曾国藩影响和塑造出来的。他们的较真、韧劲、不畏死、崇尚武力等性格，都是曾国藩的“遗产”。1955—1965年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授少将以上将帅1614名。湖南虽然排第三，落后于江西、湖北，但是其开国将帅的“含金量”是最高的。
湖南有204名开国将帅，其中元帅3名、大将6名、上将19名、中将45名、少将131名。就全国占比来看，湖南籍元帅占了将近1/3，大将超过一半，上将占1/3，中将占1/4。中将以上将帅人数，湖南绝对全国第一。这些湘籍将帅主要分布在湖南东部靠湘赣边界的平江、浏阳、茶陵、醴陵地区一带。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一个省也是如此，湖南人近代以来完成人才终极逆袭，主要靠这两点：一靠自我奋斗。湖南人个性坚韧，认定一个目标，就会死磕到底，有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青年毛润之的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最能说明问题。二靠历史进程。有句话叫“湘运之兴，从湘军起”。湖南“省运”亨通，真应该好好感谢曾国藩，以及影响了曾国藩的陶澍，被曾国藩影响的毛润之。
参考文献：陈旭麓等编著：《中国近代历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王继平：《晚清湖南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奇生：《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陶用舒：《论湖南人才的地理环境》，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何丽君：《晚清（1840—1912）政治领袖区域分布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