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登基之初，听闻贾谊的才干出众，就把他召到身边，命其出任博士，此时的贾谊只有21岁，堪称年少有为。汉文帝每每与其商讨政事，贾谊总能提出精辟的见解，因此他备受汉文帝的倚重和信赖，仅一年的时间就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加官进爵，贾谊感激涕零，他将全部的精力都用在辅佐汉文帝上，可是，贾谊的高升却招惹来朝内外一些大臣的嫉妒，他们在汉文帝面前明里暗里的诽谤贾谊，一会儿说他"擅权专横"，一会儿又说他"年少轻狂"，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坏话听得多了，汉文帝也逐渐疏远了贾谊。
汉文帝四年，24岁的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等于变相的驱逐出京，他在长沙一待就是三年多，虽然远离京城，他依然常常向汉文帝建言献策，算是尽臣子本分。三年后，也许是汉文帝后悔了，他再次将贾谊调回京师，不过并没有立刻委以重任，而是任命其为梁怀王太傅，就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小儿子梁怀王刘揖的老师。这份差事贾谊很是满意，"帝师"可是多少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当上梁怀王太傅，离这个目标也不算远了。
可是没想到，汉文帝十一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这个意外来得太突然，贾谊竭心尽力辅佐的梁怀王一死，他觉得自己身为太傅对此负很大的责任，于是整日忧郁自责，一年之后，就因过度悲伤而亡，年仅33岁。对于贾谊这个历史人物，毛主席是欣赏且惋惜的。毛主席25岁时曾为好友罗章龙写过一首送别诗，其中就有"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一句，他将屈原与贾谊相提并论，认为此二人都是才华横溢之人。1958年，毛主席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曾对贾谊的《治安策》大加赞扬，称其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可见，毛主席对贾谊才华的认可。《七绝▪贾谊》这首诗写于1964年，毛主席在诗中写的"贾生才调世无伦"就是高度认可贾谊的才干，后面一句"哭泣情怀吊屈文"讲的是贾谊最著名的一篇文章《吊屈原赋》，当年贾谊被贬长沙，路过湘江时，追怀屈原，联想起自己坎坷的仕途，有感而发创作的作品。
而"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显然就是毛主席对贾谊人生经历的评价，虽然他一心扶持的皇子梁王坠马而亡，但这件事纯属意外，罪不在贾谊，为什么要如此看不开，以至于忧郁而亡呢。在毛主席看来，大丈夫必然能屈能伸，即便是遭遇坎坷曲折，也要调整状态，怀抱乐观积极的心态，继续前行。贾谊在长沙熬过了被贬谪的艰难岁月，好不容易重返庙堂，还未重新开创功绩，便因自责恨恨而终，实在是让人惋惜。
毛主席天性豁达开朗，他不愿天下英才重蹈贾谊的覆辙，才会写下这样的诗句，来规劝世人对人生要怀抱乐观的心态。对于一个当过革命军，组织过起义，参加过长征，上过战场的伟人而言，贾谊所遭遇的人生困境实在是不算什么，但是，毛主席欣赏贾谊的才华，不愿苛求这位古人，所以只是遗憾的慨叹"何用哀伤付一生"。贾谊之死作为历史上的一桩公案，饱受后世之人的争议，毛主席的评价已然算温和，态度最为激烈的竟然是一向豁达乐天的苏轼。
苏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贾谊论》，在这篇文章中，西汉大才子贾谊被苏轼"喷"的狗血淋头，简直是一无是处。苏轼认为，贾谊之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悲剧的根源不在于汉文帝听信谗言，而在于贾谊自身。苏轼指出贾谊身上体现出三个问题：第一，不能"自用其才"，不知道怎样去创造最好的外部环境，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他向汉文帝提出的改革政策是很好，但是贾谊光顾着筹划政策，没有拉拢朝中大臣，不能争取同侪的支持，推行改革时受到阻力自然难免。
"不善处穷"，不知道如何面对困境，在被贬离京时，贾谊整日郁结烦闷，心绪不宁，把投江而死的屈原视作灵魂知己，完全没有振奋的精神，一点点打击就要情绪奔溃，怎么堪当大任。"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这句话说的就有点重了，苏轼觉得贾谊虽然有宏伟的志向，气量却很狭小，容易钻牛角尖，才华横溢但是见识短浅，缺乏高瞻远瞩。
话虽然难听，但是，苏轼对于贾谊的评价也有几分道理。在苏轼之前，所有人几乎都把贾谊之死看作是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悲剧，是"时也命也运也"的天意，是理想主义与现实碰撞的牺牲品。而只有苏轼，大胆的指出了贾谊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人格缺陷，从而告诫后世之人不要重蹈覆辙，要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能一味沉溺于悲痛中。苏轼虽然是在评价古人，但是，他的一生也确实是如此践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