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伟大，恰恰影射了中原政权很早就受到了来自北面、西面游牧民族的压力。也反映了历代帝王“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状况，除了套交情似的与“戎狄”行和亲之举外，长城成了中原帝王们安身立命、和谐冶国的军事凭借。自西周起，为防御游牧民族“猃狁”，便修筑蜿蜒曲折的“列城”。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善加沿用，以致于秦、赵、燕还修建了“拒胡长城”。
面对着游牧民族随心所欲、令人厌烦的，随时随地的偷袭，长城的拒止和稳定战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帝国只需将军队布局在长城沿线，再以长城为依托，足凭此与游牧民族对抗了。康熙皇帝拒绝修建本时代能拒止游牧民族入侵的长城的理由，既简单，又符合实用的原则。那就是“因为民心可用，所以并不需要。”康熙有一句话说得好，“民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则也。
”他非常明白“民心可用”的道理。更时刻的理解荀子的“帝王之术”中的“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的底层逻辑。荀子的“人本主义”思想，开启了儒家文化关注芸芸众生的节奏，这对原来只揣摩帝王家事的儒家文化来说，是个巨大的提升。但他并没有像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一样，去重视个人的人权（私权），而是只研究集体人权（私权的集合）这个问题。
与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还是有的。所以，荀子所研究的“人性”，其实等同于“民心”，这也说明荀子的“人本主义”思想，不过是儒家理论更加聪明的“声东击西”版。康熙30年，土谢图汗部臣服于大清。土谢图汗部为喀尔喀蒙古四部之首，多伦会盟时，康熙皇帝接见了土谢图汗部首领。接见中，康熙大帝亲自搭弓射箭，以震慑蒙古臣服后的各部王公贵族。
在炫耀大清帝国的文治武功后，康熙皇帝的一席话，透露出他的御边思想，“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不久后，康熙皇帝接到古北口总兵官蔡元，请求重修倒塌古北口段长城的上奏，他极为超脱的批复道，“蔡元所奏，未谙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
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蔡元见未及此，其言甚属无益。”（更正一下，宋时无修缮长城的记录）下面“剑雄品评”试着就此批复，谈一些个人见解。首先，要承认满清夺得中原，不是偶然的。
仅从文化这一块分析，满族是偏于一隅的渔猎民族，从关外的劫掠为生，到问鼎中原没多久，便已对荀子升级版的儒论了然于胸。学习“外语”的学习力、理解力、执行力，决不低于中原的任何一个汉人王朝。这实在是不简单，等于美国的印第安人入侵英国一样，是个匪夷所思的政治文化现象。起点那么低，雄起又那么快。比及突厥、匈奴、吐蕃等游牧民族一直在游牧的范畴打圈圈，那是天上地下之别。
有些人之所以对满清侧目而视，其实是鄙视清中晚期满族统治者的不做为。做为汉人，小编也对中晚清时期的腐朽停滞，让中国落后于西方之举恨得牙痒痒。但分析历史现象要冷静客观，特别是对异族问鼎入治中原，当服也得服。否则，异族能统治中原之沃地千里，又怎么解释呢？怨我们汉人笨了3百年么，做为一直以来中国文化的缔造者和主体民族，又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不好解释么，对吧。
其次，康熙从满族自东北发家，到击败大明王朝的现象中，发现正确的守国之道，是惟在修德安民。民心向背，顶一个长城的功用。要众志成城，先要统治者体恤万民。做出这种战略判断，来源于康熙大帝一生的戎马倥惚、征战无数的感受和升华。康熙幼冲登基，除鳌拜、平三藩、驱逐沙俄、破准噶尔、统一台湾、争夺疆藏，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坚定捍卫者。
他最后一次奠定了中华民族兴盛的疆域版图，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也为晚清的左宗棠收回新疆，奠定了法理上的基础。以当时入关前后的情势，满清初以战战兢兢之客居之心，来入治中原的。康熙12年吴三桂反清之时，由于满清八旗军仅10几万之众，无力面对汹涌澎湃的各路反清浪潮的冲击，吴三桂的兵锋所指、旌旗所向，连下了黔、湘、桂之地，攻粤也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