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纸贵”一事就出现在当时司马炎统治时期。可以说当时也算是一个盛世时期吧。可是到了司马炎统治后期，他逐渐变得懒于管理朝政，生活上也是非常的奢侈腐化，朝廷中大量任用宗室贵族，国家的发展基本处在非常混乱的状态。另外司马炎错误的选定接班人也为后来发生八王之乱埋下伏笔。在八王之乱持续十多年中，国家经济不断衰退，百姓流离失所，原来的盛世一去不复返！历史上对于司马炎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观点各不相同。
司马炎究竟是一个宽容的皇帝还是一个猜忌的皇帝？
司马炎应是一个宽容的皇帝。其理由如下:1.司马炎取代魏政权后，迅速灭了东吴，建立了西晋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权，他登基之后，对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糸统的调整，结束了三国以来的动乱；2.对曹氏家族虽然进行斯杀，但尚未灭及九族；对东吴投降来的将领、孙权的后代并未进行屠杀，从某种角度来讲，相比其他朝代的皇帝还是宽容、仁慈的；3.致于在分封疆域吏官方面，虽然有些猜忌，但最终来解夺疆域吏官的兵权，相对刘邦、朱元璋、朱棣、皇太极来说，应算得上宽容的皇帝。
晋武帝司马炎称帝之初，为何要大封司马家族子弟为王？
这主要是因为曹魏灭亡的前车之鉴。要分析司马政权为什么要采用早已经被历史淘汰的“分封制”，就得从曹魏政权的灭亡原因说起。曹魏怎么灭亡的呢？大体说来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唯才是举”的后遗症封建王朝在用人方面有一个共同点：用忠不用贤。就是说，宁可用一头笨一点却听话的猪，也不用勇猛却桀骜不驯的狮子。简言之，猪用着放心，自家江山没有内部威胁，会相对稳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和杯酒释兵权都是这个原因）。
可是，以务实和经世致用为用人标准的曹操却完全摈弃了这一套，不管出身，不管人品，唯才是举。这集中体现在他的《求贤令》里：“天下未定，求贤之时，若必廉士而后用，齐桓何以霸？今天下行无盗嫂受金，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唯才是举，我得用之（建安十五年）”。“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陈平岂有行哉？苏秦岂守信哉？有司明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建安十九年）”。
“天下得无高水异质，负侮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名举所知，勿有所遗（建安二十二年）”。他以管仲、陈平和苏秦等人为例，明确指出，“才”是选人用人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曹操凭此白手起家，迅速一统中原；另一方面，造成了曹魏人才集团大规模的“有才无德”，像贾诩、司马懿等人，这群人在曹操麾下都俯首帖耳，但曹操一死，牛鬼蛇神就都蹦出来了。
二、曹丕的自剪羽翼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西周、汉初的“分封制”，春秋时期鲁、宋等国的“亲亲上恩”都属于此类，就像现在的家族企业，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春秋的礼崩乐坏、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也均源于此。曹丕正是看到了宗室相残的悲剧教训，从一掌权就开始选择性地排挤宗室，或斥、或贬、或炒，反正是自家兄弟尤其是那些能力出众的不受待见。
这一点除了著名的因“世子”之争而写成的《七步诗》外，在电视剧《军师联盟》中更有很好的体现，曹洪、夏侯惇等功勋元老都被排挤出权力中心。这种矫枉过正做法的弊端在司马氏篡权的时候暴露无遗：整个朝堂上除了心向司马的就是看热闹的，唯独没有自家兄弟站出来说话（剩下的曹宇、夏侯献、曹肇、曹爽等人除了年老体衰就是纨绔子弟）。
三、曹丕破坏了政治平衡细数中国历代王朝，他们的中前期政权都非常稳固，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方权力能实现制衡，或者说“政治平衡”。而这种平衡一旦被破坏，王朝马上就走下坡路。西汉。宣帝之前，皇权、相权、外戚三方完美制衡，而且历代皇帝都几乎是“立贤不立长”，他们都有能力控制和维持这种平衡。但是当汉元帝刘奭即位的时候，第四股势力——宦官——又掺和进来，再加上皇权变弱，西汉立马进入衰亡快车道，让外戚给亡了。
东汉。光武帝刘秀一生几无瑕疵，但是，他看到了西汉相权对皇权的干涉和牵制，于是果断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他忽略了一件事情：这种局面需要一个强悍的皇权来压制和掌控，他和儿子汉明帝刘庄都具备这种能力，其他人就不好说了。结果也没出意外，从第三代起，皇帝非弱即幼，外戚和宦官开始轮流坐庄，帝国也亡在了这两伙人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