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机大臣阎敬铭曾发现内务府为宫廷采购的皮箱,每个要价六十两银子。他就向慈禧太后指出,京城里皮箱单价最高不会超过六两银子,内务府采购皮箱时有克扣贪污的重大嫌疑。慈禧太后很有意思,就要阎敬铭给她买个六两银子的皮箱来看看。阎敬铭去市场上一看,惊奇地发现所有皮箱店都关门不做生意了。一问,店主们诉苦说,内务府公公发话要求北京城所有的皮箱店关门谢客,谁擅自开张就砸烂谁的铺子。
阎敬铭也犟上了,写密信给天津道台,让他从天津买个皮箱子送过来。结果半个多月过去了,天津的箱子也没运过来。因为没有真凭实据,阎敬铭对内务府的指控也就不能成立了。后来一查,原来是阎敬铭派去天津送信的亲随收了内务府一千两银子,带着密信,不知所踪了。光绪皇帝查办不了内务府的中级官员(郎中庆宽)的例子,更是暴露了同时期的内务府势力之强。
庆宽得罪光绪是因为他把捞钱的手赤裸裸地伸到了光绪的私房钱包里。光绪曾想打四个镯子给慈禧太后作生日礼物。庆宽作了四个样品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都很喜欢,然后又拿给光绪皇帝看。光绪问需要多少钱,庆宽说需要四万两银子。光绪大吃一惊,脱口而出:“岂不是要抄我家了?”原来,光绪辛辛苦苦攒了四万两私房银子,不放心内务府,就存在宫外的钱铺里吃利息。
庆宽一开口就要走他全部的私房钱,光绪又不得不给,自然恨上了庆宽。庆宽这个人巨贪,而且高调地贪污,大报花账,气焰逼人,尤其是在慈禧六十大寿期间主持庆典处,一个人包揽一切器物的采办,大发其财。这样,庆宽断了他人的财路,得罪了包括同僚在内的许多人。有个满族御史密奏庆宽家藏御座,举动不轨,还说他假冒太监。两条罪都是杀头的大罪。
光绪不管是真是假,随即批复严查,组织了专案组,一心要杀庆宽。可是查了许多天,专案组没有查到可以定死罪的证据(估计庆宽贪污是真,篡位是假)。光绪反复询问专案组,苦于没有真凭实据,只能降一等给庆宽办了一个“违制”的罪名。原来,庆宽在家门前立了块“下马石”,属于不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享受的待遇,违制罪名成立。
光绪马上将庆宽“革职抄家”。过了一段日子,“江西盐法道”出缺,吏部公选推举接替官员。大家一致推选的新任道台竟然就是被革职的庆宽。庆宽被光绪从内务府赶出来,竟然摇身一变,升了官(正四品)、掌了实权(盐法道台)。其中的权力运作和人事关系,想必光绪皇帝也没有搞清楚。内务府黑幕如此,谁还能整顿得干净呢?1911年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仍保有紫禁城和其他皇室财产。
为皇帝服务、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府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民国政府每年“优待”溥仪的四百万元,全都交给内务府。进入民国后,内务府每年都哭穷叫苦,抱怨四百万元不够花销。半个世纪后,溥仪依然对当年只负责退位小朝廷的内务府心怀不满,因为进入民国后,内务府的开支竟然超过了慈禧太后时期的最高纪录。民国四年(1915)内务府本身的开支达到264万两,而慈禧时期内务府开支不足百万两。
更让溥仪不满的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溥仪曾经要买汽车、装电话,内务府都拒绝了。而内务府中人却开起了古玩店、钱庄、当铺、木厂等等买卖。清亡之后,前清宗室贵族和一般旗人生活潦倒,常常爆出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娼门的社会新闻来。北京城的亲贵旗人们原本就怨声载道、情绪激动,而内务府的贪污自肥无异火上浇油,激化了满族上下对他们的不满,整治甚至惩处内务府的呼声日益高涨。
举报内务府的材料很快堆到溥仪的案头。比如有人披露:“内务府人多不知书,且甚至以教子弟读书为播种灾祸者。察其出言则一意磨楞,观其接待则每多繁缛;视中饱如经逾格之恩,作舞弊如被特许之命。昌言无忌,自得洋洋。”更有人说内务府的人常常厚颜无耻地叫嚣:“皇上家叫我们赚钱,就为的养活我们!”内务府众人不知收敛,反而一味敛财。
清朝灭亡,内务府少了许多内外勾结、暗箱操作、中饱私囊的机会,他们把贪腐的目光只能投向紫禁城里面。紫禁城收藏着明清两代帝王聚敛的财富,金银玉器文物古董数不胜数。内务府的人俗,能想到的发财手段就是偷盗和转移财富。民国十三年(1924)五月,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荣源曾经抵押了宫中的部分金器,换款80万元。
具体都是什么金器呢?其中40万元是给十六个金钟(共重111439两)估的价。平均一两黄金三块六毛钱。单从黄金价格上来说,这个估价低于市场价格,更何况抵押品还是金钟。另外40万元的交易则近乎是白送。清朝十三位皇太后、皇后的金宝十个,金册十三个以及金宝箱、金印池、金宝塔、金盘、金壶等(重10969两多),不足十成的金器三十六件(重883两多),还有嵌镶珍珠1952颗,宝石184块,玛瑙碗等珍品45件,内务府总共只要价4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