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谓：《易传》曰：圣人受命而王，黄龙以戊己日日见。七月四日戊寅，黄龙见，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又曰：初六，履霜；阴始凝也。又有积虫大穴天子之宫，厥咎然，今蝗虫见，应之也。……许芝怕是黄龙、白雉之类还不够，又搬出蝗虫来加码。卢弼《三国志集解》讥之曰：“蝗虫亦为符瑞，则世无妖孽矣。”但卢氏称之符瑞实谬，所谓“今蝗虫见”，是由反面强调鼎革易祚之义。
按《汉书》五行志：“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艾（乂），厥咎僭，厥罚恒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疴……”所谓“介虫之孽”，《说文》释为“蝗，螽也”，乃“阳气所生”。许芝劝说曹丕别老是这么端着，倘违拗天命而失在过差，难免亢阳不乂，眚灾迭见——蝗虫即其征验。其实，曹魏代汉自是大势所趋（既成三分鼎立，“挟天子”再无必要），但曹丕很看重话语作用，登基前必须让人将劝进文章做足（裴注引述诸臣劝进之言连篇累牍，读来不胜其烦）。
有意思的是，从献帝禅位诏书到大臣们的疏奏，都拿天文运势、祥瑞图谶说事，没人直言弱肉强食才是硬道理。后来孙权称帝前，同样借祥瑞大做文章——“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皇见”（《吴主传》），这样才让孙权心安理得做了“大皇帝”。这就是君权神授的合法性，也是史官笔下的文明法则。龙形玉佩，宋，高6.2厘米、长7.5厘米、厚0.3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数据库）龙，作为帝位与权力象征，在所有符瑞中尤其显得重要。
《三国志》魏、吴诸帝纪传多有黄龙青龙见于某地记载，仅曹叡、曹髦、曹奂在位时就不下十余次。明帝时青龙见于摩陂井中，于是改年，又改摩陂为龙陂，曹叡还亲率群臣前往观看。《三国志》所录眚祥通常不作占验，但这事情显然被认为是吉兆。其实，是凶是吉还两说。卢注引《宋书》五行志曰：“凡瑞兴非时，则为妖孽，况困于井，非嘉祥矣。
魏以改年，非也；晋武不贺，是也。干宝曰：自明帝终魏世，青龙黄龙见者，皆其主废兴之应也。”其谓“晋武不贺”，是指司马炎太康五年有二龙见于武库井中，大臣刘毅以非其所处，劝帝不贺（《宋书》五行志五）。龙见井中之事，以前汉惠帝时就有，《搜神记》卷六引京房《易传》占曰：“有德遭害，厥妖龙见井中。”不过，宋志未称摩陂之龙为“妖龙”，其谓：“案刘向说：‘龙贵象，而困井中，诸侯将有幽执之祸也。
’魏世龙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应。”这是暗指司马氏专政，魏主困厄之应（确实，明帝及三少帝时黄龙青龙屡见，只有一次不在井中）。龙厄井中作为一种喻象，似乎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同时指向另一种权力，预示着此消彼长的“并世盛衰”——在史家的宏观视野中，历史进程便是演绎被赋予神秘旨意的“五德终始”。所以，史书上龙的出现往往预示着改朝换代或是宫廷之变。
但看《宋书》《晋书》五行志（二志记录三国时期灾祥最多），那些眚咎事验都被称作“龙蛇之孽”。古人以龙蛇并称，二者实视为同类。翻检《三国志》各帝王纪传，有一点让人颇感疑惑——其时龙孽甚多，却未见之于蛇。而《宋书》《晋书》各志所记蛇孽层出不穷，但不是在汉灵帝之前，就是晋宋之事，偏就不见三国这一段。这难免不让人猜想，三国时抑或蛇亦作龙，见之各处或困于井中之龙难道不会是某种大蛇？《白猿图说》，是中国古代以图为主的占候类著作。
这是其中“黑气如龙衔日占”的占词，意谓有叛臣出现。该书传本稀见，此为台湾国立图书馆藏本（来源：书格）在小说《三国演义》里边，开篇第一个场景就是青蛇蟠于御座——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温德殿，方升座，殿角狂风骤起，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蟠于椅上。帝惊倒，左右急救入宫，百官俱奔避。须臾蛇不见了，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坏却房屋无数。
随之京师地震，海水泛滥。再往后则是雌鸡化雄，黑气腾空，白虹贯日，山崩地裂……这说的是汉灵帝时灾异不断，一切征验指向阉宦干政，盖因蛇孽既主兵灾，又是妇人之象（宦竖亦作“妇寺”）。于是，十常侍的宫闱之乱引出黄巾和董卓，继而十八镇诸侯开启分分合合之杀局……小说家梳理出这样一个层层推进的叙事脉络，起点即在于蛇见御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