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眼前灵异突现的景象，并非小说家虚拟，乃取自《后汉书》张奂传，如谓：“是年（按建宁二年，一六九）夏，青蛇见于御坐轩前，又大风雨雹，霹雳拔树，诏使百僚各言灾应。”之前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亦有传述，时间则在熹平元年（一七二），曰：“四月甲午，青蛇见御坐上。是时灵帝委任宦官者，王室微弱。”可见故事早已在史家笔下生成。
由灾象推衍人事乃史家常见笔法，其叙述逻辑自是将天意作为大前提。然而，这个蛇见御座的故事亦见于《搜神记》，只是年代又往前推至桓帝时候，有谓：汉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弃官遁去。（卷六）《搜神记》成书年代虽晚于《续汉书》，但所述之事在桓帝即位时（一四七），大抵另有来源，未必采自司马彪。
干宝笔下这个蛇孽奇象，相应验的是延熹二年（一五九）翦除“浊乱王室”的大将军梁冀。其事乃解决外戚擅政，可谓拨乱反正，与许多年之后“岁在甲子”的内外交乱不可同日而语。而《续汉书》《后汉书》将蛇见御座置于灵帝末年，串起十常侍黄巾董卓一系列乱象，自有其目的性建构。（晋）干宝《搜神记》卷六书影，明崇祯时期汲古阁刊本（来源：书格）凤凰被古人认为是“仁鸟”，亦是重要符瑞。
《宋书》符瑞志关于凤凰的介绍最为详备（其文繁复，不录），又称：“唯凤皇能为究万物，通天祉，象百状，达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备文武，正下国。”看上去是满满的“正能量”。可是，犹似龙蛇一体之例，凤凰与某些大鸟亦常混为一谈。如，《吴书》三嗣主传：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有大鸟五，见于春申。明年，改元五凤”。
在吴人眼里，那种不知名的大鸟自然就成了传说中的凤凰。可是，凤凰毕竟只在想象与传说之中。续志记章帝、安帝、桓帝、灵帝时多处见“五色大鸟”，时人以为凤凰，司马彪则视之为“羽孽”，引《乐叶图征》说：“五凤皆五色，为瑞者一，为孽者四。”为什么是孽者而不是瑞者，因为“政治衰缺”（当时皆由黄门或外戚专权）。《宋书》五行志载录东吴大鸟之事，同样认为是羽虫之孽，是因为“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
孙亮改元五凤后，第一年夏天就有令人匪夷所思之事——“交阯稗草化为稻”（裴注引《江表传》《搜神记》卷六）。杂草变稻粱，荒野成粮仓，岂非太平气象？但《搜神记》《晋书》五行志却认为是灾异，是“草妖”。在占候家看来，这变种孕育某种灾异。史家认定的事验则是孙亮被废，数年之后大将军孙以孙休取而代之。玉镂雕龙纹佩，战国，1957年河南省信阳县长台关一号墓出土，长10.4厘米、宽5.5厘米、厚0.6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数据库）可见，很难就一物而言祥瑞或是灾异。
有时候明面看是龙凤呈祥，却被史官和占候家解读为蛇孽、羽孽或草木妖孽，自是找出昏君贼臣的某些烂事与之对应。这不能不让人作想，被视为表象的祥异与作为征验的史实究竟是什么关系，二者如何相关联？其实，好像没有什么规律性，祥异与史实之间是一片言语芜杂的开阔地，任由象征、隐喻、连类取譬的修辞手法充塞其间。所以，究天人之际，难免凶吉参证，互文见义。
就具体征象而言，要看从哪个方面解释，而史书记录的事验往往甩出一种脑筋急转弯式的解读路径——东吴太平三年（二五八），孙废少主孙亮，立孙休为帝。《吴书》三嗣主传专门拈出孙休为琅邪王时的一则轶事，曰：“居数岁，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觉而异之。”孙休以藩国继位本属意外之获，这个“乘龙上天”的美梦自然被作为吉谶。
可是孙休死后，大臣们不让太子嗣位，另立乌程侯孙皓，殊不知“顾不见尾”竟是凶验。孙休的儿子未能嗣位，恰好暗合那条缺了尾巴的龙，这种比附充满文学意味。围绕孙休之缺嗣，另外还衍生出好几个段子。如传谓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此事亦见《搜神记》，这死人复生之验正是孙皓顶了太子。按干宝说法：“乌程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孙皓是前废太子孙和之子，原本是“废故之家”，这下不啻死棋走活了。另一则，又以衣服之制喻以孙休父子得位与失位，互见《搜神记》与《宋书》五行志。有谓：“孙休后，衣服之制，上长下短。又积领五六，而裳居（裾）一二。盖上饶奢，下俭逼；上有余，下不足之象也。”上衣长，是说孙休占了大便宜；下衣短，则谓太子真是太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