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昭公十三年传》在刚刚夺得最高统治权力的时候，楚平王特意召见了观从。观从本来是促使先君楚灵王下台的始作俑者，在政变成功之后又曾极力游说王子干杀掉楚平王。对这样一个危险人物，楚平王却表现得格外宽容：“想不想做官儿，想做什么官儿，你自己挑。”观从明白，楚平王的宽容不是感念他在灵王政变中立下的殊勋，更不是对他谋杀平王的计策不再记恨。
只是眼下潜敌窥视，楚平王得拿他观从做个榜样，以胜利者宽容的姿态号召政敌们对新王效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要求一个位高权重的实职，无异于为自己召祸。事实上，就在楚平王登基的第二年，因政变立功而被提拔为令尹的蔓成然就被楚平王以居功自傲、藐视王权的罪名处死了。因此，看透了楚平王的观从决意从这场激烈的政治角逐中抽身而退，他说道：“我的先祖曾是佐开卜的大巫。
”于是，楚平王任命观从为卜尹——一个闲散的神职，客客气气地将观从“束之高阁”。朝廷里面的争权夺利尚好解决，朝廷之外，要抚平楚国百姓沸腾的民怨非得费一番大周折不可了。当年，先君楚灵王为了加强对汝颍淮北之地的控制，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也就是将楚国吞并的附属国居民迁往楚国腹地，而后将盘踞国内的世袭贵族遣去汝颍地区执行拓殖。
楚灵王原本希望通过这样的大规模互迁达成一石二鸟的目的：一方面能冲淡新占领区人民的故国意识，另一方面又可以借机削弱楚国贵族对王权和中央的威胁。但移民的最终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许、蔡等国的残余势力与被打压的楚国贵族连手政变，将楚灵王赶下了台。如果新上台的楚平王仍然坚持执行这个怨声载道的移民政策，那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上述两方势力的对立面。
承担新一轮的政变风险，成了下一个被推翻的楚灵王？这是楚平王断然无法接受的。可当他宣布允许被迁移的居民返回故土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汝颍淮北之地的楚人如果悉数迁回故乡，楚国在这一地区设立县制，实施行政管辖的群众基础就崩溃了。楚平王不得不允许陈、蔡等已经被楚国吞并的附属国复国独立。而这将意味着楚灵王时代为控制汝颍淮北之地而苦心经营十余年的成果付诸东流。
此后，楚国只能依靠与陈、蔡的同盟关系勉强维持自己对淮北地区脆弱的影响力。想当初，楚灵王之所以能够在中原争霸的道路上力压晋国，节节进取，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楚国的政治体制：王权独大，如臂指使。相形之下，六卿纷争、互不相下的晋国看起来更像是一盘散沙（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旧文《楚王的叔叔兴高采烈地到郑国娶亲，郑人为何死活不让他入城拜堂？》）。
以一拳敌六指，在晋、楚体量相当的情况下，楚国当然更有优势。但到了楚灵王执政末年，楚国的这一优势却因为移民政策造成的政治撕裂而渐趋瓦解。对继位的楚平王来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将支离破碎的楚国政坛重新整合起来。在这一整合完成之前，楚国不可能重现灵王时代咄咄逼人的攻势外交。转攻为守，敦亲睦邻，是摆在楚平王面前唯一可行的选择。
《左传》载：使枝如子躬聘于郑，且致犨、栎之田。事毕弗致。郑人请曰：“闻诸道路，将命寡君以犨、栎，敢请命。”对曰：“臣未闻命。”既复，王问犨、栎，降服而对，曰：“臣过失命，未之致也。”王执其手，曰：“子毋勤！姑归，不谷有事，其告子也。”——《左传·昭公十三年传》对楚国来说，邻邦之重，无如郑国。为了改善与北邻郑国的邦交，楚平王上任伊始就派遣枝如子躬出访郑国。
并且在这次访问中，楚平王还特意为郑国准备了一份厚礼：他指示子躬将楚国自郑国夺占的犨、栎之地归还郑国。如果说此前允许陈、蔡复国是楚国外交战略上的退却，那么将犨、栎归还郑国就是外交战略上的一再退却。照此一退再退，最终楚国就只好龟缩南方，重新做起一个蛮夷小邦了！为了表达自己对楚平王的过度实施战略收缩的不满，枝如子躬在访问的过程中自作主张，拒绝向郑国交割犨、栎二地。
夏侯渊地位不比于禁低，为何斩夏侯渊的黄忠没被评为“威震华夏”？
关羽的军事才能被严重低估。孙刘集团中，唯独关羽能“威震华夏”，威震了整个中原，曹操惊惶失措。可惜，《三国演义》中，着重描写关羽的个人武力值，却大大忽略了关羽军事统帅才能的描写。让人误认为：关二爷的武功很高，军事谋略却不够。黄忠斩杀夏侯渊，和关羽杀庞德、降于禁根本不是同一级别的战斗。下面我为您深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