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这个时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应该按照商品交换原则运行经济，重视市场的作用，那么，也就不允许对农庄这样的集体经济下达几百个指令性指标，更不允许工农业产品存在十分严重的剪刀差，就得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大幅度调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样国家就难以从农村获得大量的粮食与资金，也就无法保证工业化的超高速发展。
另外，强化计划原则与权力斗争是实现政治集权的保证。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展开的种种斗争，往往与权力之争密切相关。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把各个反对派逐—击破，在这过程中把权力日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同时，他必须牢牢地控制经济，其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建立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延续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把整个经济转向军事轨道，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并在苏维埃俄国形成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经济体制。
这个体制对后来的苏联乃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构建经济体制与认识社会主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经济体制模式的主要特点有：除了农业外，几乎对全部经济 (包括对超过5人的小企业)实行国有化，以此来达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国有制企业；对农民，通过余粮征集制征收全部农业剩余产品；从生产到分配全部经济活动，其决策与管理权都集中在国家手里，实行强制的行政方法进行管理；在消灭商品、货币的条件下，经济关系实物化；国有企业与国家(总管理局)的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各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全部物资供应，而企业生产的全部产品上缴国家，是完全的“统收统支制”；分配上实行高度的平均主义；实行劳动力的强制分配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当时很不发达对外经济也完全由国家控制。
很明显，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特殊政策。列宁一再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不少政策超过了限度，多次加以批判性的总结，并指出，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在军事上战胜了敌人，但在经济上没有取得成功。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掌握好分寸，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但俄（共）领导层和一般党员干部中仍然有不少人把这个时期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用行政命令的、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经济体制视为长期有效的，这也是后来以斯大林为首的新领导层下决心取消新经济政策，向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回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过早抛开新经济政策为实现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决议中有一些重大经济政策：首先是取消余粮征集制，改行粮食税；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在农村允许农民出租土地和雇工，在城市允许私人占有中小企业，把原来收归国有的小企业归还私人，还允许私人开办不超过20人的工厂；在工矿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以租让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即允许外国资本在苏维埃俄国开办工厂和开采自然资源；进行货币改革，同时消灭预算赤字。
可以说，列宁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到1924年逝世这段时间，他的全部精力几乎都在研究如何有效地实施这些政策。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没来得及在对新经济政策头几年实施的情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使其系统化。他也没来得及去解决新经济政策与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及其他一些领导人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及未来经济体制模式设想方面存在的矛盾乃至冲突。
列宁逝世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俄共（布）党内领导层的分歧与斗争日趋尖锐。1929年斯大林在击败布哈林之后，就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经济政策的中止，布哈林等人竭力维护的列宁提出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已被最后否定。按照新经济政策建设社会主义，建立经济体制的可能性已被排除。斯大林的主张逐步成了党的指导思想，这也标志着斯大林的经济体制模式初步确立。
斯大林在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套“左”倾路线。他提出的“大转变”有着深刻的含义，涉及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大转变”，为建立斯大林体制模式开辟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开始变形。超高速工业化加速经济集中从实际情况看，苏联工业化作为一个运动的全面开展始于1928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共13年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