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粮食征收制几乎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使农民难以生存，导致在内战后期终于揭竿而起，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说“揭竿而起”不是比喻，而是真实的历史。
那时就有一宗起义叫做“叉子暴动”，农民没有武器就把叉子当做战斗的武器，可以说是“揭叉而起”。农民高呼“打倒康姆尼”，“康姆尼”是共产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打倒公社”，也可以理解为“打倒共产主义”，反正农民不要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了。那时官方把农民暴动叫做“盗匪活动”，但这并不改变农民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实质。
列宁承认，那时农民暴动遍及全国各个省份。最后爆发喀琅施塔得兵变。喀琅施塔得本来是革命的堡垒，十月武装起义时著名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就是从喀琅施塔得军港开过来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突击力量，在革命和内战中哪儿有困难，就派水兵去支援，如今连这后院也举行暴动，而其纲领并不反对革命，而仅仅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错误政策。
这些反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激流，使布尔什维克政权遭遇到革命胜利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参见郑异凡：《列宁在1922年的赠言》，（《同舟共进》2013年第2期）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出版的著作中指出：“在斯大林时期，工业化是靠强迫劳动，靠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同时也是靠农业的破产来实现的。对农业来说，集体化实际上成了新的农奴制。
”([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大清洗”结束夺权斯大林模式的形成过程也是与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针与政策所展开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程，也就是说，它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条件下在复杂斗争过程中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与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一起，称之为三大运动。
“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的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不可分割的重要因素。斯大林的“大清洗”涉及各个阶层的人，既包括原反对派领导人及其成员，也包括苏联党、政、军的高层领导人与广大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不论是“大清洗”的规模还是手段之残酷，都可以说是苏联历史上最可怕的悲剧。
“大清洗”运动结束了夺权过程。由于大规模的镇压，集中制发展到了专制主义，使全党全国服从于斯大林一个人的意志，按照他的思想在苏联建设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历史传统的潜移默化要对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出现的种种重大问题有深刻理解，就必须把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十月革命前俄国在漫长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联系起来考察，特别是在分析斯大林模式形成原因的问题时，显得尤为重要。
革命前的俄国曾是一个长期集权统治的国家。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还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这就是说，俄国虽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但在经济与政治方面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传统的特点。俄国的资本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封建主义体制中运行的。正如列宁所说的：俄国的“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可以说是被前资本主义关系的密网紧紧缠绕着”。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4页)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沙皇长期实行的是专制制度，国家最高权力在沙皇一人手中。斯大林所继承的俄国历史传统，最主要是沙皇的集权与扩张。当然，这种扩张是以世界革命名义的扩张。而所有这些都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依靠它来建立军事经济或战备经济，并把经济权集中在少数人乃至斯大林一个人手里，成为其推行各种政策的财政经济基础。
斯大林的个人品性斯大林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执政长达30年，因此，斯大林个人品性对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影响是不能不考虑的。详细摘录斯大林传记中有关对他描述的材料，在这里是不必要的。笔者只想根据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来考察他个人对经济体制模式形成产生的影响。不少学者认为，坚毅、刚强和政治敏感反映了斯大林个人品性的一个方面，而粗暴任性、强烈的权力欲、冷酷无情、崇尚暴力、主观片面、妒贤忌能和孤僻，是反映斯大林个人品性的另一个方面。
斯大林是苏联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也是十分复杂的人物，因此，他的个人品性对体制模式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也表现在很多方面。斯大林的粗暴使他容易犯滥用权力、破坏法制等错误，从而使政治体制中的这一弊端不断发展。斯大林的强烈权力欲，使得他不惜一切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排除不同观点的人，甚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斯大林在工作中不需要顾问，只需要执行者。他要求下属对他完全服从、听话、百依百顺、完全遵守奴隶般的纪律。他不喜欢那些有自己见解的人，他用特有的粗暴把这样的人推开。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仅表现在领导工作方面，在对很多学科的命运问题上，也毫不犹豫地扮演了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对待遗传学是这样，对待语言学是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这样。
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对不同意他观点的学者，不只是极不尊重，还加以粗暴的污辱和嘲弄。譬如，对经济学家雅罗申柯对政治经济学家教科书提出的意见，斯大林说他“是在跟着布哈林的尾巴跑”(《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页)，是发了疯的马克思主义者。当雅罗申柯请求委托他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题时，斯大林说，这个请求“不能认为是严肃的，至少是因为他这种请求充满着赫列斯塔科夫的气味”。
斯大林的主观片面导致产生了一系列错误的有关社会主义理论，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进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理论，把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排斥、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对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斯大林崇尚暴力和冷酷无情导致大规模的镇压。1934年7月，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谈话时说：“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平的过程。
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1页）“大清洗”运动中，滥杀那么多无辜，对斯大林来说，并不构成什么道德问题。他从不检讨自己，从不后悔，他考虑的只是为了不间断的“革命”和扩大自己的权力而拼命向前，不惜用火和剑粉碎任何反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即使来自最亲密的战友。
后来，实践向人们表明，斯大林逐步对强制与暴力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在斯大林看来，革命、所有制的改造、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管理等等，都是强制暴力的同义语。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之所以在很多场合下赞赏伊凡四世、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伟大而英明的统治者”，也就不奇怪了。斯大林甚至还认为，伊凡四世专权和残酷得还不够，伊凡雷帝在处死人之后总是后悔和忏悔个没完，这表现得不果断，说彼得一世“对外国人过分纵容”，国门开得过大，听任外来影响向国内渗透。
斯大林妒贤忌能也是他个人品性中的不可忽视的一个弱点。他一方面把与他同代的革命领导人通过各种手段排挤出去，垄断了对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另一方面他竭力压制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内知识分子。斯大林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不懂外文，而在他的周围有不少智慧非凡和具有突出才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斯大林有着无止境的想领导一切的欲求，却是才能有限，因此不能不感到自己作为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和演说家都有许多不足之处。
正是这一点，助长了他对党内任何真正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嫉妒和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成为斯大林的敌人，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反对党，反对斯大林，而是因为他们在对革命的贡献上与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比斯大林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参见[苏]、、等译。:《让历史来评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533页)。在苏联重印300多次，被翻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上发行了约4.7亿册《中共党史简明教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