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敬型认同的发生是由于接受者认为作品中主人公“比我们好”。这样的主人公超出一般人所能达到的道德高度，或做出了凡人无法做出的举动、业绩。比如金庸笔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因此，在鉴赏的过程中，接受者只会对他们表示崇敬和钦佩，把他们作为榜样模仿，或觉得他们高不可攀仅仅把他们的行为当作异乎寻常的事物来欣赏。
同情型认同是指在审美过程中，接受者觉得主人公“与我们相似”，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因而把他们的身世、处境、遭遇、命运与自己相比较，为他们所感动，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对于这样的主人公，接受者往往会对他们报以同情或怜悯，并进而在情感上和道义上站在他们一边。所谓净化型认同是指由于接受者在悲剧性的震惊或喜剧性的欢悦中受到陶冶，这种陶冶既可能停留在感性的情绪激动，也可能上升到理性的道德反思，从面获得道德判断的自由和认识事物的新方式。
比如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讽刺型认同只有在接受者认为作品中主人公“比我们坏”时才发生。在这一类型的认同中，主人公通过其反常、荒唐或故至是邪恶的行为引起接受者的惊异、晰笑或愤慨，促使他们对社会存在进行思考和鉴别，并对他们提出怀疑和批判。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姚斯认为，以上五种认同类型涵盖了文学作品审美效果的不同实现方式，对它们进行深入分析，将把文学接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05 读者的能动作用并非始于阅读活动之中，它还间接地影响着文学的生产伊泽尔在《隐在的读者》中指出，文学的接受过程并不是在创作过程结束、作品发表并到达读者手中才开始，读者的作用也不仅体现在阅读活动中，事实上，接受的因素贯穿着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接受活动早在作家进行创作构思时便已开始了。伊泽尔在物质生产领域，一件产品的制造者总要根据使用者的实际需要来设计该产品，并把使用者的能力、素质等在产品的构造上体现出来。
伊瑟尔认为，文学创作同样也如此，在文学作品文本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而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进行对话的过程，因此，读者的作用已经组含在文本的结构之中。这里所谓的“隐在的读者”，是指文本中预先被规定的阅读的行动性，而不是指可能存在的读者的类型。这就是说，并不是指某个具体的、现实的读者，而是指暗含在作品结构之中的，读者在接受活动中应起的作用。
在伊泽尔看来，每一位作家，不论他从事哪一种类、何种形式的创作，都会在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读者设计某种作用，只不过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作品中为读者规定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的大小不同而已。读者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作品的意向深度和作品文本包含的不确定性与空白的程度。一部作品的意向愈是隐蔽，不确定性与空白愈多，作者创作意图和作品审美质量的现实化便愈是需要读者能力的介入，作品的结构为读者规定的作用也愈大；反之，如果一部作品的意向较为明显，其准确性程度较高，那么，读者在创作意图和作品审美质量外化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便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