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会议上作为军事统帅的“王”固然有发言权甚至主持会议的权力，但这种权力的影响其实并不能和罗马人的皇帝相提并论。因为他的声音很容易就会被与会者的呼声掩盖掉。（从日耳曼人的部落传统里发展出来了中世纪的等级合作制国家）而中世纪基督教欧洲的三个主要君主国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其实都是这些进入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建立的。
它们都存在一个与原本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帝的罗马人相结合的过程。比如在罗马人的高卢省的法兰克人还有在意大利的哥特人就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自己接受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的赐封。克洛维王朝接受了君士坦丁堡授予的“罗马执政官”头衔，而哥特人的王则在意大利自称罗马皇帝的代理人。用君士坦丁堡的授权和罗马人的罗马法来统治自己的罗马臣民，而作为日耳曼人的部落之王的王权统治自己的日耳曼臣民。
这种一身而二任的形式最终以日耳曼人的逐渐罗马化和罗马人的逐渐日耳曼化而最终合二为一，成为中世纪的日耳曼-罗马文明。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事实上西欧的君主国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因为日耳曼的部落之王有充分的理由来追求这个目标。首先是日耳曼的部落王权实在太弱小，这些王最多相当于部落的头号战士。无论是权威还是统治权都太小，而相比之下罗马帝国几乎无限的皇权对他们当然充满了诱惑力。
其次是日耳曼的部落传统里人民的力量实在太强，这一点其实就是王权软弱的必然结果。王权软弱，臣民自然就不好管，队伍就不好带。而这些日耳曼的王看到老实听话的像牲畜一样的罗马臣民，自然希望自己那些桀骜不驯的日耳曼臣民也能这么听话，甚至还主动给自己交税。第三是罗马帝国虽然最初是共和国，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运作已经形成了皇权世袭的传统。
而日耳曼人的王反而是选举制的。如果能够让自己的整个国家都实现罗马化，实际上也有利于让王位在自己的家族之内实现世袭。这三个事实长期被我国读者忽视，因为启蒙运动把中世纪的日耳曼传统看作是野蛮、愚昧和专制的典范。而把古典世界的罗马文明看作是文明、理性和民主的象征。但却忽视了罗马文明在帝国时期的演变。以及在中世纪里“罗马法继受”这个术语所代表的过程刚好是欧洲的日耳曼君主人建设绝对王权的过程。
（帝国对教会的统治权是皇帝这个头衔在中世纪的最大意义）谈完了日耳曼人的王权和罗马人的皇权差别，我们还必须谈到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天主教会。实际上天主教或者叫正统派基督教，也是罗马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甚至以基督教为国教那天起。基督教就扮演着一个为绝对皇权服务的角色，基督教为罗马皇帝带来了传统的军事独裁制度所不具备的神圣性和正当性。
而当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基督教会又在日耳曼到来的欧洲扮演了罗马文明的保护者以及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桥梁与中介的角色。在法兰西教会甚至成了缔造法兰西大君主国的原动力和推动者的角色。今天很多人把基督教视为民主的推动者，但却忽视了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主要功能其实是帮助那些日耳曼人的王驯服自己的日耳曼臣民，树立他们的绝对权威。
（国王就是王国之内的皇帝）理解了这两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英法的君主称王而德意志的君主称皇帝了。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国王就是这些国家里的最高权威。对于一个想要统治一个王国的人来说，王权才是最关键的。中世纪有所谓的“七块盾牌”的说法，也就是通过自下而上的七块盾牌表明了当时的欧洲人眼中的社会构成。这七块盾牌的顶点是国王而不是皇帝。
甚至连德意志人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的真正统治权也依然是他手中的德意志、勃艮第和意大利的三顶王冠所带来的王权。皇帝是他作为这三个王国的统治者所额外获得的一个荣誉性头衔，其实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一片新的土地。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罗马帝国的土地，那大概就是罗马城外为皇帝准备的那片“帝国飞地”蒙特马里奥。教皇把这一小块土地送给皇帝，以便让他在罗马加冕的时候能够在属于帝国的土地上扎营和住宿。
（而德意志的皇权说到底还是由戴着皇冠的国王行使的）但这绝不是说英法的国王并不追求罗马帝国式的权力。事实上在通过继承罗马法驯服本国的日耳曼臣民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君主都是一样的。法国国王就要求本国的三级会议通过一项法律授予国王以在王国之内的皇权。这就是所谓的“国王就是王国之内的皇帝”这句话的依据。因此其实欧洲主要君主国的君主都获得了皇帝作为罗马法意义上的绝对君主的权力，但为什么只有德意志人的君主真的去罗马加冕称帝了呢？这个问题就不能从罗马法和建设绝对国家的角度上解释了，而必须从德意志教会的特殊性上加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