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荆州地跨鄂豫湘桂四省，唐宋时的山南道地跨鄂豫川陕四省；而南阳郡(隋后称邓州，治穰)日见缩小并为其属地。其宛县隋开皇间改称南阳县，为金之申州，元朝连升两级取代邓州成南阳府，仍差襄阳府（道府、路府）半格。明朝襄阳府(含今十堰市)地位始下降，成为与南阳府一样的散府，但已划归湖广行省，大体成今日区划格局。
所以，历史上南阳从未管辖过襄阳；相反，襄阳多为南阳盆地首府，南阳话与襄阳话相近。很多南阳网民一直在这点儿上犯常识性错误。“南阳卧龙岗”之名是在邓县入襄后，最早于元朝从襄阳隆中“号”去的，因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还在用。但襄阳“隆中”之名却不是东晋习凿齿“号曰”出来的，而是西晋前就有了“隆中”之名并非出于习凿齿，而最早见于晋史学家王隐(今河南淮阳人)的《蜀记》一书：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畴昔之乖，万里殊涂；今我来思，觌尔故墟。
汉高归魂於丰、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两以仿佛，冀影响之有馀。魂而有灵，岂其识诸！”李兴此文收入《诸葛亮集》中，后世题曰《诸葛亮故宅铭》。该铭文“隆中”“故宅”“隆山”“故乡”“此宅”“故墟”达六处之多，隆中之名、隆中为诸葛亮隐居地，在刘弘至隆中祭祀之前，早已确定无疑。王隐为晋人，死于东晋前期，其所著《蜀记》可能完成于西晋时期，至晚也应是东晋前期。
其关于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的记载早于习凿齿《汉晋春秋》，更早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近两个世纪。王隐死时已70余岁，实出生于三国末年，自然比较了解诸葛亮的生平事迹，故《晋书.卷82.王隐传》说他“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据此，就可断定诸葛亮的隐居地在襄阳隆中。何况王隐《蜀记》所说到的刘弘其人，在《晋书》卷66有传。
刘弘于“太安(302-303)中，张昌作乱，转使持节、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旋“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进据襄阳”，最后也“卒于襄阳”。刘弘既于“太安中”为镇南将军，又守于襄阳，那么于“永兴中”(304-306)“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就合情合理了。因为隆中与襄阳近在咫尺，刘弘是决不会以一镇之尊而捕风捉影的。
加之当时的南阳太守卫展，也在他的管辖之下，假如诸葛亮的故宅不在襄阳隆中而在南阳宛县，刘弘有什么必要重襄阳隆中而轻南阳宛县呢?因此，证以《晋书·刘弘传》所云，王隐《蜀记》的“襄阳隆中说”便成铁证。当然也有南阳人对李兴的铭文做曲解，那是一厢情愿。认为“天子命我，于两之阳”，应是汉江以北；认为“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是向遥远的宛城表示敬意；等等。
其实，细读李兴铭文就会发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是指天子命刘弘宛、穰一带平息张昌之乱。到过隆中的就会知道，要先上几道山再下去才可能到诸葛故居，因“草庐”故址在隆山半山腰。更有甚者，以《说文解字》释“隆”之例“宛，中隆”，附会“七里岗”即“隆山”。既然污隆中，又造“隆”山，不带这样玩的！习凿齿著名东晋历史学家、魏晋风骨文学家的地位，历史早已定论。
有人以一已之私，污蔑之、攻击之，实则以小人之心惴度古人，其心昭然若揭《晋书 ·习凿齿传》对于习凿齿的评价极高。前秦王苻坚将其才华与曾轰动洛阳的陆机、陆云兄弟同列；桓温则曰：“徒三十年看儒书 ，不如一诣习凿齿。" 细读传中所载习凿齿之宏论 ，品味其精妙文笔 ，苻、桓之誉实不为过。刘宋裴松之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后即注：《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这是继晋人王隐之后第二个讲到诸葛亮的故居在襄阳隆中的人。他较王隐进一步的地方，在于既指出了隆中的地理位置“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又说明了诸葛亮躬耕时的隆中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南阳郡的邓县。裴松之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诸葛亮躬耕地”的具体地点和政区归属，且与诸葛亮《出师表》中“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语并不矛盾，从而形成历史学界的定论而沿袭至今。
但是，南阳说的附会者，为了伪造诸葛亮躬耕地在当时宛县即今南阳市区，就不断攻击习凿齿。理由不外乎《汉晋春秋》是野史，习凿齿是地方文学人士，属实吗?《汉晋春秋》一书今已散佚，但裴松之引用时仍存世。习凿齿《汉晋春秋》又无将隆中归属襄阳而争夺历史名人的倾向，古今作比，让今世造假者、喷习者自惭形秽，又如何不可信呢?裴松之是一位极其严谨的史家，更是御命的陈寿《三国志》的增补者，《裴松之注》即另一部官修正史。
他对《汉晋春秋》所记史料引用较多，且皆为原文，正与野已见分晓！习凿齿是晋代极具才华的著名历史学家，夲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世居襄阳，也属诸葛亮亲戚，其先辈习祯、习珍等已随诸葛亮、庞统征战入蜀。其对三国历史和襄阳的周边环境极为熟悉，少年时代起即以“博学治闻”著称于世。他长期任桓温属下高官，写《诸葛武侯宅铭》不仅有得天独厚的特别条件，也是因为他反对桓温的政治野心。
为了谏阻桓温篡逆阴谋，特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临终之前还上疏申明“皇晋宜越魏继汉”的主张。习凿齿所写的《诸葛武侯宅铭》，《初学记》卷24、《艺文类聚》卷64、《全晋文》卷134、《诸葛亮集》附录卷2均有收录，并未直接点明诸葛亮故宅在隆中，无可挑剔。但从铭文中“躬耕西亩，永啸东峦。迹逸中林，神凝岩端。
罔宽其奥，谁测斯欢”的描述来看，绝非南阳卧龙冈的地形地势，而指隆中。特别是从习凿齿给桓温之弟桓祕的书信来考察，诸葛亮故宅在隆中更是不容置疑：吾以去(年)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舅罗崇、罗友时俱任襄阳都督)，从北门入（舅居北街），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郡邓方随先主入蜀)；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州平)、徐(元直)之友；肆蹄鱼梁，追二德之远(庞德公、司马徽居鱼梁)，未尝不徘徊移日，惘怅极多……若向八君子者，千载犹使义想其为人，况相去之不远乎！在上引书信中，不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说明诸葛亮故宅确在隆中；而且也提到了经常与诸葛亮在一起商讨学问、探讨时事的师友，崔州平、徐元直、庞统、庞德公、司马德操等七君子，都住在襄阳附近。
试想：诸葛亮如果不住在隆中而是近三百里外的宛城(河南南阳)，在牛马代步、无动车轿车的交通条件下，怎么能够经常交往呢?要知道，习凿齿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恒祕也是很有名气的学者，他们之间通信，不可能脱离实际随意乱写。况且习凿齿在给大政治家谢安的书信中，也提到了相同的内容。习凿齿再不自重，也不会在名人面前胡编乱造。
结语：学术界从来没有“襄樊说”，只有“襄阳(隆中)说”，何况“襄樊市”早已正名为“襄阳市”。个别人的脑袋还停留在小肚鸡肠的农妇水平和秦汉“南阳郡”的时代。历史是个严谨的学科，孤证不立。躬耕于隆中，由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众多历史人物、一代代历史学家苦心考证构成的严密逻辑体系，是史学界的共识和定论，不是一隅地域人士的偏狭信仰。
一切别有用心的造假，都是徒劳无益的，最终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很多朋友看了我的回答，可能太激动了，看完忘了点赞直接忙着去转载分享到朋友圈。每文点赞的仅十几个，转载的却数十位，辛苦码字的笔者有点儿伤心哦???本文主要参考文献：①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常务理事，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高敏教授的《就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与“南阳说”主张者商榷》；②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常务理事，原河南史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历史系主任朱绍侯教授的《李兴与
